《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民族的幸福，是建立在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基础上的。”然而根本没有理智可言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却把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这一毁灭自身的毒瘤、杀手当作壮大民族的灵丹妙药，疯狂地迎合国际宗教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为实现所谓的“神权政治”、引发“圣战”，歪曲伊斯兰教教义、歪曲新疆历史、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炮制、宣扬种种歪理邪说，迷惑、拉拢部分愚昧无知的基层信教群众，组成暴力恐怖团伙，丧尽人性地干尽了反人类、反文明的几乎所有勾当：他们恶毒攻击、残酷杀害爱国宗教人士、国家干部、公安干警、不信教或信仰其他宗教的无辜群众；他们私闯边境、行凶犯罪，制造了多起国际事端；他们反对科学文化教育，威逼家长送子女学经，鼓动、唆使学生退学；他们炮制“女性露脸是不洁之举”的邪说，谩骂、殴打穿戴时尚服饰的女性甚至以毁容致残等手段威逼女性穿戴“蒙面服”；他们造谣说“娱乐是妖魔之举”，禁止人们从事艺术创作及举办、参与娱乐活动；他们公然反对并采取威逼等手段不准女性担任公职、参与社会活动，剥夺女性的各种权益和自由；他们威逼群众、不许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他们反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他们胁迫国家干部辞职、从事宗教活动；他们对提倡宗教世俗化、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人士冠以“伊斯兰教叛逆者”的罪名，对其予以侮辱、打击、杀害；他们唆使个别宗教狂热分子和社会文痞撰文，公然在网上谩骂、攻击党和政府以及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不仅如此，继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他们更加猖獗，从未停止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暴行，连续制造了“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 “2·14皮山小区砍人案”等多起暴力恐怖案件，穷凶极恶地滥杀无辜，屡屡犯下滔天罪行，给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给各族群众的心灵造成难以磨灭、难以抚慰的伤害，还导致维吾尔族被贴上了“落后、愚昧、荒唐、暴力”的标签。

　　我们维吾尔族难道果真是“落后、愚昧、荒唐、暴力”的民族吗？不，绝对不是！上述诸多歪理邪说的编造者，愚昧行径的践行者，滔天罪行的祸首，都是维吾尔族的败类！

　　我们维吾尔族是一个以“团结、友善、和平、感恩”为贵，宽宏包容、善于变革、与时俱进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维吾尔族曾为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边疆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中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农学家、画家、书法家，如拥立主张建立定居农业国家的忽必烈即大汗之位、帮助忽必烈开创中国历史全新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任元朝平章政事的廉希宪；曾5次出使东南亚国家、出色完成外交使命并为郑和下西洋积累了丰富航海经验的杰出航海家亦黑迷失；1287年作为蒙古伊利汗国的特使出使罗马教廷，会见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我国第一位出使欧洲的杰出外交家列班·扫马；精通“经、史、百家、阴阳、历数、图纬、方技”的儒学大师，任尚书右承、荣禄大夫、平章政事的著名学者阿鲁浑萨里；以画山水墨竹著称、任刑部尚书和大明路总管的著名画家高克恭；对昆腔、弋阳腔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海盐腔创始人、著名文学家、散曲家贯云石；元朝国史的主修、参与《辽史》编撰并任河南行省右丞、宣政院使、翰林学士承旨的廉惠山海牙；农学名著《农桑衣食撮要》的作者、任靖州路达鲁花赤的著名农学家鲁明善；《饮膳正要》的作者、任元廷饮膳太医的著名营养学家忽思惠；精通六国文字书法、著有八卷本《书法考》等著作的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盛熙明；《世玉集》等作品的作者、著名诗人偰玉立；八卷本《雁门集》《西湖十景词》等诗集和《严陵钓台画》《梅花》等书画作品的作者、诗词名家萨都剌；《金史》编修官、元朝翰林学士承旨沙剌班等。这些数以百计的大方之家都是受中原文化熏陶、同时又对中华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佼佼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维吾尔族同胞和全疆各族人民一道，在远离战场的后方奋起抗日救国，不仅为抗日前线捐资捐物，在南疆还曾组成驼队，不畏艰险、翻山越岭，将美军的部分援华物资从印度的拉城运送到喀什、乌鲁木齐；在北疆的伊犁组成马车队，将苏联的部分援华物资从霍尔果斯口岸运送到星星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为国担忧、有担当的优秀民族，却被一小撮民族败类糟蹋成“暴力恐怖民族”，难道不值得我们痛心吗？

　　皮山县、墨玉县发生的暴恐案件再次警示我们，“三股势力”余孽尚存，危险犹在。宗教极端分子和暴恐分子不除，新疆难以安稳，百姓难以幸福；“两面人”不打，群众难以发动，稳定难以长久；幕后指使者不挖，隐患难以清除，社会治理难以治本。

　　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团结是福，分裂是祸”。当我们的先民具有强烈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时，他们就强盛、幸福，他们当中也就产生了能够在国人面前昂首自豪的许许多多佼佼者；当他们妄图分裂、走向宗教极端主义时，他们就愚昧、落后、懦弱，就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牢记维吾尔族亲历过的一次因宗教狂热和教权纷争造成的民族悲剧：自17世纪中叶起，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的煽动下引发的持续近150年的“白山派”和“黑山派”的狂热争斗，造成了18万人死于非命、落后愚昧风靡、欺骗成风、民不聊生、社会发展停滞的民族悲剧。

　　作为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要做反对“三股势力”的先锋，我们要“呐喊”，把正义的利剑插入“三股势力”的喉咙；我们要“亮剑”，把深挖严打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奉献，把毕生精力献给新疆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伟大事业。我们有义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向青少年学生讲清我们维吾尔族的前途和命运自古以来就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要讲清新疆历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讲清维吾尔族历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要讲清我们的民族曾经信仰过多种宗教，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丰富多样、开放包容、不断发展；要讲清我们维吾尔族的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要讲清党的民族政策；要讲清“三股势力”是我们维吾尔族不共戴天的死敌；要讲清深挖严打斗争的重大意义。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在参与打击“三股势力”和“两面人”的斗争的同时，还要以高度的政治和学术敏锐性，批驳“学术上的极端主义”。当前，在自治区学术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以“伪学术”“伪知识”来糊弄公众的现象。个别“伪学者”总是以庸俗、狭隘的民族观处事论事，他们常常以种种借口否定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却极度夸耀和盲目美化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或者尽可能通过贬损他族来一味地自夸本族，制造民族歧视甚至民族仇视，伤害民族情感，引发民族矛盾。他们不仅将维吾尔族等同于新疆，把新疆的很多古代文化毫无依据地划入维吾尔族文化范围，还将族属不明的许多古代、近代著名的中亚学者和作家、诗人毫无依据地一律划定为维吾尔族；他们想方设法否定汉族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包括在语言、文学、民俗、生产方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等。所有这些，都是“学术极端”和“伪学术”的表现，应该予以批驳，正本清源。

　　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极其复杂的，需要我们知识分子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政治及学术敏锐性，勇当反对“三股势力”的先锋，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奉献聪明才智。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新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