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讯 （杨春宇 本报记者 李翠） 我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转型，我国社会领域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对此，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公共管理等相关学科都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社会转型”成为关键概念甚或重要课题。5月19日至20日，来自北京、内蒙古、黑龙江、河南、陕西、云南、湖南、湖北、浙江、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在“社会转型：公共服务与治理机制”论坛上进行了充分交流。

　　论坛由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办。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在开幕式上致辞。尹虎彬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上下合力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四个现代化”之外，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将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大事来抓，包含了基础建设、各项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公共服务不但成为实现国家宏伟蓝图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家重要的治理机制之一。

　　在主旨发言环节，三位报告人分别从社会、政治和市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公共服务与治理的问题。高丙中在题为《治理的再组织问题：社区公共文化的例证》的主旨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一个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过程。而“治理”在社会意义上是再组织的问题，是多元主体自愿合作共治、最后各得其所的过程，因此不能忽略合作各方的意愿和需求。他认为，不能以统治的方式而只能以治理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他聚焦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和北京门头沟妙峰山庙会两个案例，展现出了多元主体成功合作的宝贵经验，并指出“现代社会赢在再组织的效率”。刘荣在题为《地方政治和谐治理的县域实践：以西部某自治县为例》的主旨发言中，介绍了以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目标的云南省某县在实现善治过程中，党委、政府、政协、人大、公检法等部门通力协作的成功案例。他认为，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应该给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留下空间。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在题为《“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的主旨发言中，以大量生动的调研案例，展现出了在我国市场转型背景下的流动务工人员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他用“蜂窝式社会”来概括这些组织的特点，并指出，社会上大大小小的“蜂窝”的共同特征是互惠共赢，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专家学者先后围绕“基层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民族地区治理”“边疆地区治理”“治理机制”“经济与扶贫”6个主题，从各个方面讨论了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公共服务与人民美好生活和社会长治久安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各种治理手段的经验与教训。

　　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论坛呈现了不同类型社区中的治理机制。如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吴秋林在题为《文化基因与社区营造》的发言中，区分了7种不同类型的社区，探讨了它们在保存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不同作用。另外，还有学者分别展示了在牧区、海疆、山地和城市等多种空间背景下的治理经验。如内蒙古大学教师武宁以内蒙古牧区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社会实践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弹性供给”；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吴曼以浙江省宁波市石浦村为例，探讨了“海疆治理空间下的仪式再生产与社会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广瑞基于对四川省攀枝花市鹿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彝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贫困与治理问题；义乌工商学院副教授陈宇鹏以义乌市的实证研究为例，探讨了“多元族群社会与互嵌型社会的构建”。也有学者提出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重要性。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康敏介绍了美国图书馆的运作经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强展示了俄罗斯公共图书馆在培育公民参与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金岭介绍了法国社团组织“青年与文化之家”（MJC）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的贡献。

　　除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探讨和细致的定性研究案例外，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助理研究员薛品、副研究员刘小珉、助理研究员杨春宇等学者呈现了定量的分析和研究。薛品在题为《新世纪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发言中，运用2016年针对民族地区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从人口基本信息、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比较、民族优惠政策等方面构建统计模型，分析了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影响因素，并尝试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刘小珉利用2014年、2015年“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指出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对于减贫以及解决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着重要意义。杨春宇在题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概念与数字》的发言中，将概念辨析与数据整理结合起来，指出了“社会组织”概念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张力，并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和密度作了一个粗略统计。他最后指出，在新时代培育民族地区的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