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顾名思义，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真正的民族学就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做诶整体进行全面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或者说，它“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它不仅要研究‘野蛮民族’，也要研究‘文明民族’，包括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而这一全面的科学的民族学理论，正是由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

　　西方民族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进化论学派；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民族学大发展时期，整个学术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的流派有播化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年刊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是西方民族学大变化时期，出现的学派有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心理学派、社会生物学学派等。

　　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国家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扩张。为了配合对殖民地的统治，欧洲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殖民地 民族研究的组织。他们都以来自殖民地的各类档案为研究资料。但这种专门研究并没有使民族学诞生，因为它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19世纪中叶以后，由达尔文（1809-1882）所创，用来解释动、植物界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被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被广泛认同。于是西方学者们认识到，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中的各种状况，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们希望通过对殖民地各后进民族的研究，来了解本民族和人类进化的历史。他们的研究资料就是积累了几百年的、来自殖民地的大量档案和报告。于是专业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和民族学（人类学）诞生了。

　　但是，最初的民族学家都被称为扶手椅里的民族学家，也被称为抽屉里的民族学家，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房的扶手椅里阅读由其他人提供的民族志资料。他们中也有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如摩尔根。但是他们却将实地调查与民族志的写作分开，没有将这两者视为科学方法的完整过程。他们轻视实地调查，而讲主要精力用于阅读前人留下的各种民族志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写作。他们都信奉进化论和传播学派思想，沉浸于用这些思想和理论对全球的文化进行宏观的归纳和建构的工作。他们的理论著作都是这些文献资料的堆砌。这一辈人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弗雷泽，他的名著《金枝》。

　　这个时期的民族学，尽管已经用进化论的理论来从宏观上归纳和解释各种民族志的材料，却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也缺乏对更具体和微观的文化现象进行分类和解释的理论。

　　首先，他们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写作完全脱节；其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都没有科学的规范。于是民族学就会完全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专业背景，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要对民族学感兴趣，就可以自由涉猎，并且发表大量的著作。由于没有专业的规范，民族学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民族学成了公众的乐园。这个时期的民族学（人类学），被称为古典民族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学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奔向田野，去做实地调查。学者们将田野调查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们组织了很多综合调查队，对一些异民族地区进行大面积的综合调查。于是就逐渐产生了一些田野工作的规范。1874年，不列颠科学协会出版了田野调查专业手册《人类学的记录和询问》。。20世纪初，剑桥大学的里佛斯（Rivers）提出了大面积的泛泛调查（Survey work）与小区域的深入调查（Intensive work）的区别，而后者是一种新的方法。他认为，应该对调查的范围和深度有所规范，调查者应该在一个几百人的社区里生活一年或更长时间，了解社区所有的方面，了解他们生活习俗的每一细节。他已经指明了新的田野工作的方向。这个时期，在田野工作中作出最突出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博厄斯。1897年——1902年，他带领他的学生们对太平洋沿岸的土著进行了大面积考察，他要求学生们事无巨细地全面搜集土著人的材料，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直接与被访问者交流。他自己就学会了12种土著人语言。这些做法都为田野工作的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20世纪，在欧洲和北美，民族学已经形成了一个阵容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它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公众乐园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改观。这对学科的发展和从事该专业的学者都是不利的。要确立学科地位，在科学的领域要求自己的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证明这一门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要有自己专业的学术规范，都要达到一定的科学标准。

　　在这方面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马凌诺夫斯基。从他以后，民族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在马凌诺夫斯基以前，尽管学者们已经开始亲自去田野实地调查，但他们的调查方法还不太成熟，特别是实地调查并没有与民族志的写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大都不是以自己的调查资料为主要基础。

　　马凌诺夫斯基开始用功能论的理论开解释和分析各种更具体的社会和微观的文化现象。功能学派认为，民族学应该探讨各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功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的产生，一方面可以用于解释进化论难以归纳的微观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激励学者们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的各种微观现象，亲自去实地调查。

　　从马凌诺夫斯基开始，产生了全新的田野工作模式，与旧的民族志的生产模式完全决裂。马氏主张，科学的任务是描述感觉经验，并将其当成一切论证的依据。为此，自然科学家是在实验室里工作，并将自己实验的过程和观察的结果写成科学报告；民族学家的实验室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他们必须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并将这种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学报告——民族志。正如自然科学的实验有一套科学的程序一样，民族学家必须结束过去那种粗糙和随意的调查方式，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科学标准，自己的模式。马凌诺夫斯基并以自己在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岛上两年的实地调查，完全与当地居民同吃住，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创造了一整套搜集资料的技术和方法。

　　他的学术生涯和工作规范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接受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获得承认。以后凡是想以民族学为职业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要遵循这样的道路，除此之外的人都成了民族学的业余爱好者。从此以后，“承认那些未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是说，任何以民族学为专业的人，必须至少对一个民族（社区）做过实地的调查，并且以此为基础写出民族志。马凌诺夫斯基及其以后的学者们，为民族志的特点和方法，即现代民族志的工作模式，都做出了说明、规范和要求。

参考资料：杨圣敏、丁宏主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