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S·Freud，1858-1939）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他们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文化是抽象的东西，而个人才是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研究某个民族的文化，必须从研究这个民族的个人开始。主要代表人物有卡迪纳（A·Kardine，1891-1918）、林顿（R·Linton，1884-1953）、本尼迪克特（R·Benedict，1887-1948）、米德（M·Mead，1901-1978）等。

1.卡迪纳与林顿的“基本人格”理论

　　卡迪纳虽本不是人类学家，而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但实际上他却是心理学派的主要领导人，许多有声望的人类学家都要把自己的材料或著作交给他加工。他的主要著作有《安全感、文化约束、社会内部的依存和敌意》（1937年）、《个人及其社会》(1939年)、《社会的心理界限》（合著，1945年）、《性与道德》（1954年）、《他们研究了人》 (1961年)等。

　　卡迪纳的主要理论是他的“基本人格结构”说，他认为，养育儿童的方式在任何一特定社会中，都是相当固定而且标准化的。虽然在某方面有个别差异，但就整体而言，母亲喂奶的时间大致邻居一样长，给婴儿喂大致相同的食物，进行类似的训练。因比，在某个特定社会里成长的儿童，会经历相同的童年期经验；他们很容易以相同的方式对这些经验加以反应，因而发展出共同的人格特质。正如他的合作者林顿说的：“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人格型，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貌，那是他们享有共的童年经验之结果。”

　　林顿是博厄斯之后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同卡迪纳共同组成了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会，明确、系统地把精神分析法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主要著作有：《人的研究》(1936年)、《人格的文化背景》(1945年）、《文化之树》(1955年)等。

　　林顿的研究特点是广采众家理论之所长、兼收并蓄，这在他认为是对人类学作出的最主要贡献的代表作《人的研究》中得充分体现。这本书对他之前以及同时的各种理论流派进行了分析，并挖掘出了大家的共同点，最终统一到林顿的人类学研究体系中来。他主张，任何理论体系都是开放的、综合的。不过的来讲，他的研究兴趣和视角是属于文化与人格领域的。

　　卡纳迪和林顿合作的主要著作是《社会心理学新领域》（1949）。在该书中，他们提到“基本人格”。他们认为，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这种“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命运。“基本人格”不同，文化便呈现不同的形式，民族的命运也就不同。他们进而认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要改变他们的儿童教育方式，尤其是5岁之前的儿童教育方式，就可以相应改变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从而达到改变这个民族整个文化，包括整个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目的。

2.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

　　本尼迪克特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非洲等地的许多部落中进行实地调查。她的主要代表作有《文化模式》（1934）、《菊与剑》（1946）、《种族、科学和政治》（1954）等。早在1927年，当本尼迪克特到皮马（pima）印第安人中作调查时，就发现了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经过多年酝酿后，终于写成了《文化模式》一书。

　　在书中她首先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她说，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但是，她也强调个人对文化的作用，并根据各文化的个人心理和行为特点，她描述了三种文化模式，第一种是典型的日神型文化，即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第二种是酒神型文化，即美洲西北海岸的夸库特尔人；第三种是妄想狂型文化，即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多布人。

　　本尼迪克特还研究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具有独特遗传天赋和特定生活史的每个具体的人与他所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按照她的观点，在某个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如果一个人由于遗传或其他原因开始了某种微不足道、但具有一定倾向的学习与模仿，那么他本身就在一定的结构中开始了向某个焦点的剧烈倾斜，无怎么都无法改变这种倾斜。生长于该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由于有基本上整齐划一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因而更从对立面加剧了种倾向。

3.米德的文化决定人格论

　　米德也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曾到过印第安人、萨摩亚人、新几内亚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她的主要代表作有《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 (1930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年）、《原始人的合作与竞争》（1937年）、《时刻准备着》(1942年)、《男性与女性》(1949年)、《文化模式与技术变化》 (1955年》、《老年人的新生活：马努斯的文化转型》(1956年）、《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文化与承诺》(1970年)等。

　　米德也坚持认为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用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地域或饮食差别以及自然选择的理论都不能完满地解释人格差别的原因。她以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德昌布利人三个相距不远而男、女人格却又明显差异的部落为例，说明人类的天性是十分柔顺的，有较大的可塑性，可以精确地并有差别地应答周围多变的文化环境刺激，故而，人格的差异取决于社会条件，尤其是个体发展的早期条件。米德的观点在心理学和人类学界一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资料：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