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研究学问、传播知识和化育人才的殿堂，是引导新人成长、促进个体间交往的地方，是师生碰撞思想、敦化道德的人文组织。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科学真理、先进文化和时代精神重要载体的大学已然成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集结地。整个社会大系统的持续发展，需要以大学为主要组织形态的高等教育事业子系统源源不断地提供创新成果、智力支持和人才输出。与此同时，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经济、政治与文化社会大系统的综合支撑。借用社会学家帕森斯等的说法，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大学教育的良窳足以影响乃至决定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盛衰。

　　人文精神在民族国家层面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同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精神是专属于人类的概念，大学人文精神是民族智慧、民族情感以及民族精神的宝库。现代经济学家王亚南认为：“每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配合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教育体制或教育思想，可能落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后面，而为其障碍，如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之多方阻碍我们的社会经济变革便是；但亦可能走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前面，而为其向导，如中国输入现代各种社会意识之促进我们社会经济变革便是。”大学功能总是伴随时代的发展和大学制度的演进而革新扩展。然而，由古达今，大学始终无法避免学术精神追求与现实功利目标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面前，要想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陈寅恪力倡的至高理念，就必须高扬大学人文精神，突显师生互动、相得益彰的人之主体能动性和主体间性。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面旗帜，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林语堂对西南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之精妙评论广为流传。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受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启迪，亦有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毛泽东的慧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宝贵的”更是与“中业兴，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异曲同工。事实上，不论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还是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人无疑始终是至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劳动创造人性，劳动变革人生。梁启超认为人有三等，一曰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二曰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三曰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新风气者。西南联大的师生大多是新风气的创造者。群星璀璨的教师群体自不必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愕、王希季、朱光亚和邓稼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和吴征锰，还有数以百计的两院院士和哲学社会科学界贤明智士。他们作为西南联大人，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勇于开创新的风气，创造了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西南联大师生在“自强不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民族精神导引下，不仅改变了各自的人生，而且知行合一，改变了中国社会，不仅存续了中华文明的千年血脉，而且化育了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

　　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劳动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载体。国之精神由人之精神构成，西南联大精神的实质与“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的实质一脉相承。西南联大精神是西南联大人的精神。西南联大人以事实证明，艰苦亦或优越的办学条件只是外在因素，教师和学生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进行变通趋时的创造性实践才是教育的根本。身为一名当代青年人，笔者深感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的确需要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技能和方法，但更需要在大学里习得治学精神，领会人文精神，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境界从冯友兰所言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升华至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争取主体实践活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今日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造就专业人才的地方，也是塑造完美人格，全方位拓展素质技能的地方，更是传承中华人文精神，培育先进理念的地方。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不仅需要持续不断地重温西南联大之优良传统，而且需要知行合一，广开新时代之新风气，敢于直言，勇于创造，自强不息，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