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笔者在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东侧断崖处考察摩崖造像，发现了两通摩崖碑刻，但对其进行辨识极其困难。几年来，笔者又多次前往并携相关工具试图褪去造像彩漆，使覆盖在其下面的文字显露出来，可收获甚微，但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一点儿成果。本文即是结合直接导致这些碑刻遗存的历史事件，就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经营思想做一些探讨。

　　红山东侧断崖的山势地形大致呈一梯状石坡，由路面自下而上共有4级台地，再往上就是布达拉宫的外围墙了，第四级台地距城市路面高约20米左右。

　　在各种文献中，参差不齐地载有红山东侧断崖的摩崖碑刻共7通。它们分别是“功垂百代”摩崖碑，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清朝出兵征剿侵扰西藏的准噶尔部，由李麟率领的中路清军征战情况；“安藏碑记”摩崖碑，碑文中见有“抚远大将军王，驻节西宁……和“平逆将军……专征……”等字样；“恩泽藏峙”摩崖碑，碑文中见有“钦差协理西藏军务……”及“驻防……大多四川省东川营……步队……”等字样；“用昭万世”摩崖碑，记载了清为驱逐准噶尔部出藏，康熙五十九年用兵西藏，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的南路清军征战情况；“异域流芳”摩崖碑内容是南路将士和驻守西藏官兵的记名；“雍正六年摩崖碑”记载了雍正五年西藏发生内乱，翌年清兵进藏安抚的情况；“雍正七年摩崖碑”主要是一首四言赋，款铭“……钦命料理藏务陕西永昌副将锡三马纪师题并书”字样。

　　笔者新见的两通摩崖碑，皆位于第三级台地上，距地面高约15米左右，辨识研读得知碑题名称分别为“流芳百世”摩崖碑和“永戴千秋”摩崖碑，由于重彩逐年不断施加，油漆厚重，深压在下的大、小阴刻汉字虽仍可隐约识出，但大多数模糊不清。

　　笔者认为新见的这两通摩崖碑是进入拉萨为驱逐准噶尔部的清军所刻留。

　　尽管新见的这两通摩崖碑上目前能识读出的内容尚极其有限，但从款铭可得知，其分别刻造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农历三月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农历三月，这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为驱逐准噶尔而第二次出兵西藏，在时间上没有什么冲突。另外新见的这两通摩崖碑，与另5通摩崖碑在造型风格、书写形制方面也如出一辙，应属同一时期作品。上列5通摩崖碑已被考证公认为康熙年间为抗击蒙古准噶尔部侵藏，清廷第二次用兵西藏时的清军官兵所刻留。这样，上述另两通新发现的摩崖碑，理应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产物，同样是中央王朝抗击侵略，恢复边地，安定西藏的历史见证。

　　红山新见的两通摩崖碑与已有文献载录的另5通摩崖碑，把我们拉回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用兵西藏的那场战事中，也就联想到了清廷“驱准安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经营主导思想。

　　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西藏地方发生了几起作乱边疆、破坏国家统一的事件，这是与准噶尔部叛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清朝代表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彻底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举平定准噶尔部的作乱，打击了同准噶尔上层合流的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捍卫了祖国的统一。这是清前期“驱准安藏”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清中央历代经营西藏的主导思想之一。

　　1677年，准噶尔部噶尔丹自立为汗，四处剽掠。时在西藏出任“第巴”（俗称藏王）的桑吉嘉措力图扩张权力，图谋驱逐和硕特固始汗之孙拉藏汗出西藏，便加紧同噶尔丹勾结。1688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部请求朝廷保护，清朝派员进藏，要第五世达赖喇嘛派代表劝说噶尔丹罢兵。桑吉嘉措假借已故达赖名义让济隆喇嘛前往，而此人阳为调解，暗则唆使噶尔丹扩大叛乱。1693年，桑吉嘉措以第五世达赖喇嘛名义要求清朝封他本人为“土伯特国王”。1695年噶尔丹进据巴颜乌兰，再燃战火。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兵败自杀。噶尔丹军中有西藏人参与作战，康熙帝第二次亲征时，从俘虏的西藏人口中始知第五世达赖喇嘛已故去多年，康熙帝敕书桑吉嘉措，严厉警告。1705年初，桑吉嘉措欲将拉藏汗赶出西藏，后败死。清中央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以肯定他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

　　噶尔丹、桑吉嘉措相继败死后，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夺得准噶尔汗位，桑吉嘉措旧部前往乞援，西藏又生乱事。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策零敦多布率兵由藏北纳木湖突入西藏腹地，12月，入拉萨杀拉藏汗，准噶尔军队“茶毒生灵，肆行猖獗 ,蹂躏藏地”，边疆大乱。

　　康熙于1718年、1720年先后两次调军“驱准安藏”。第一次用兵全军覆灭。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上下大为震动。但这次失败却促使清朝对进军西藏下了更大的决心，康熙命第十四皇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任全军统帅，坐镇青海，居中指挥，调兵三路平叛。其中北路军由青海进兵，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力，同时另负有从塔尔寺护送第七世达赖喇嘛进藏坐床的重要使命。从这一安排来看，清朝对在西藏建立新秩序和恢复统治已有了初步考虑。北路军在青海打败准噶尔叛军，又在黑河（那曲）击溃其主力，策零敦多布率残部逃回伊利，北路军随后进驻拉萨。

　　清军进入拉萨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始在西藏重建政治组织工作。1720年9月，清朝为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这样，自废仓央嘉措以来长达14年围绕真假达赖的争执宣告结束，格桑嘉措在清朝支持下取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

　　1721年春，清朝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为了改变以往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废除了第巴一职，而改设几名噶伦共同理政。之后，清军留3000人驻守拉萨，其主力由南路撤回。清军入藏和组建噶伦制政权，并非清中央强加于西藏的行动，而是西藏在遭受准噶尔蹂躏以及达赖转世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清廷为捍卫疆域、安定西藏而采取的行动。

　　1727年和1750年，西藏又发生了由阿尔布巴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发起的两起乱事，但由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不断壮大，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平息了。

　　平定噶尔丹叛乱后，1709年清朝开始派员进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平息阿尔布巴事件后，1728年清中央在西藏设立办事机构，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对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戡平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进藏处理善后事宜的四川总督策楞偕驻藏大臣班第、兆惠、舒泰等齐禀《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并得到清廷核准。此章程规定，西藏地方的重大事务“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西藏官吏的任免应“共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俟奉有达赖喇嘛并钦差大臣印信文书遵行”；改革西藏政体，取消郡王制，正式设立噶厦政府，设噶伦4人，“噶厦事务，不可一人专行”。这个章程包含安定西藏地方、增强祖国统一的积极意义。

　　清中央在平定西藏割据势力勾结准噶尔作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治藏措施，无疑是“驱准安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清代“驱准安藏”对西藏治理的加强，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体现了西藏和祖国增强统一的必然趋势，是受西藏同祖国不断增强统一这个历史发展规律所制约的。

　　维护国家统一是西藏人民、祖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驱准安藏”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以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骚扰来说，青海少数民族首领“皆同心协力，情愿派兵随往”，“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随大兵……入藏，军容甚盛”；川藏一线藏族“土司头人，各率所部民兵作为先锋”，“工布之第巴等亲身前来……带领工布兵二千名，于工布伽木达地方下营，一同效力”；清军进抵拉萨后，僧俗人民“得复见天日，纷纷欢悦”，拉萨街头“欢声震天”，“共祝……河山巩固”。“驱准安藏”取得胜利，西藏地方才得到安定、发展。清朝政府的“驱准安藏”政策，客观上体现了西藏人民、祖国各族人民维护边疆安定、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清代的“驱准安藏”，虽是统治者推行的国家统一政策，“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它平定了民族分裂势力，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仍然是正义的战争。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