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世代居住于大兴安岭，其迁徙与安居、生产与生活离不开大山大河与密林湖泊。栖居之地的自然生态构成了当地作家们的文化记忆，圈定了其写作疆域，决定了其思维方式，甚至也成为其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文学实践可谓生态写作。这些生态写作成为中国生态文学中独具特色的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提升当代生态文学的品质

　　大兴安岭作家们的生态写作提升了当代生态文学的品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形成明显的动物叙事脉络。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鹿，我的小白鹿啊》《棕色的熊》《老人和鹿》《丛林幽幽》等是鹿和熊的叙事，它们甚至成为叙事传统；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孤独的仙人柱》《猎刀》写了猎马和猎狗的特异之处；与农、林、渔、猎兼长的多样经济形态适应，达斡尔族作家笔下的动物形象更丰富，比如苏华的《母牛莫库沁的故事》《牧歌》都写到农业生产和达斡尔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牛如何在艰难的时世中生存；杜鹃的《棕褐色的狍子》和鄂玉生的《猎人·鹿》，写的是猎人触犯了“不打怀胎母兽律例”弥补过失，让小狍子和幼鹿存活的故事，这样的动物叙事也书写出特定的地方知识。

　　这些作家的动物叙事，意在张扬某种精神特质。乌热尔图小说中的鹿，是自由和聪慧的象征，它被捕捉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重获自由后闪电般消失在林中，其刚硬的生命质地引领猎手迅速成熟；敖长福惊叹猎狗的忠诚和义勇，他笔下的猎人亦有此特点；苏华笔下的母牛莫库沁和抚养它的人们一样，坚韧又聪颖地度过苦难的岁月。这些优良品质，往往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特征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和象征。

　　第二，以新异的艺术手法，提升了生态文学的品质。因为笃信人与自然同生共感，在语言层面，比拟、通感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俯拾即是。比如，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伊克沙玛》描写8月时，“在仁慈的太阳照耀下，林子里的木耳、蘑菇、猴头，还有各样鲜美的野果，就像泉水一样汩汩生长”，一种强烈而蓬勃的生命气息由此写出；达拉写复仇的过程，说在屠城战火中升腾起的神鹰“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沉默地引领我”；鄂伦春族女作家空特乐在《爸爸味儿》中描述森林如父如兄，《猎人和麦子》写了猎人索特和得知再也不能打猎的失落，写了生活和劳作转型的迷茫。这里人与自然从未分离，诸多感觉可以相通互换，文本自然带着浓重的诗意风格。

　　对于自然的亲近与热爱，让大兴安岭作家们在艺术想象的过程中将印象、玄思、梦境、异境与现实交织，文本具有了非凡的想象力和审美品格。空特乐、萨娜、乌热尔图等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空特乐的文字中，现实和玄思、印象水乳交融，比如，她描述母亲唱的山歌有着夏日温馨的风抚摸白桦树的感伤，那调子像是来自森林的深处。她用主体印象和深长玄思写酒后母亲的歌唱，进而概括鄂伦春族女性和鄂伦春民族的历史命运。萨娜的写作则善于将异境、玄思与现实结合，《卡克，卡克》中的卡克，《达勒玛的神树》中的达勒玛，都能听到人砍树时树木在喊疼；《伊克沙玛》中，艾乐能听见文物低声细语。乌热尔图善写梦境，他的小说中一大半写到梦境，他也用梦境预示现实。作家以强烈的神异色彩熔铸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并表述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对我们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极富启示意义。

　　书写现代命运

　　大兴安岭作家们的生态写作，极具现实意义。这种生态写作表现出作为作家的时代担当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并因其写作起始就自然、自发地关注生态问题而极具概括力。

　　这种生态写作具有现实批判性：关注生态变化、恶化时发现古风不在、人与自然关系被损害、人的异化等现代社会弊病。比如，乌热尔图、萨娜就写到以机械作业轰鸣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对动物生存状态的损害；《达勒玛的神树》里，大片森林被毫无顾忌地蹂躏砍伐。更痛楚的发现是，人与自然关系改变的同时，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如《雪》中的伦布列，为了捕鹿和得到英雄的称号，逼死公鹿，将怀胎母鹿逼到冰上，其唯利是图、欲望膨胀无以复加；《玛鲁呀，玛鲁》《你让我顺水漂流》《萨满，我们的萨满》等，都写出人们无节制地向山林索取时的丑态。

　　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

　　这种生态写作叩问着这些民族的现代命运，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你让我顺水漂流》，萨娜的《敖鲁古雅，我们的敖鲁古雅》《多布库尔河》《卡克，卡克》《寻找维拉》，敖长福的《猎人之路》《猎刀》，空特乐的《猎人和麦子》等小说，形成了“最后一个萨满”“最后一个莫日根”的叙事模式，写出了转型时期磨难与觉悟同在的心路历程，更发出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追问。

　　萨娜的《多布库尔河》

　　敖长福的《猎刀》

　　这正是构型出“最后一个”叙事模式的当代意义：在历史进程中，很多旧有经验在失效，更多的事物和经验又在生成。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之后，个体生活的、生命的、心理的困境与调试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必然应解决的基本关系，这种生态写作概括出更多人的现代命运。

　　省思文化问题

　　大兴安岭作家们生态写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生态写作，指示自身文化命脉的同时又牵系民族的喜怒哀乐，身心魂俱在，深度广度兼济。

　　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生态和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这3个民族中，住所、仪式、饮食、服饰、习俗、信仰、禁忌等构成文化本质性内容的要素，均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的文化是具有强烈生态意味的文化。当作家书写自然生态时，也就部分甚至是整体地涉及这些文化符号和要素。

　　当生态与文化结合得如此紧密，甚至生态问题就成为文化问题，这种同构性就让作家用生态的改变隐喻文化的改变或是衰落。所以，作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让生态极度恶化的原因，并非仅是国家政策调整或是经济利益驱动而致，其实质是一种唯利是图、无所顾忌，以现代面目出现的商业文化，剧烈地消蚀甚至取代了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说，当地作家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以更为深长的眼光进入到对乱象背后更深层、也更具制约力量的文化问题的反省中，读来或热力灼人，或沉郁动人。

　　大兴安岭作家们的生态写作也进入到哲理、抽象的层面。构成批判、反思动力源头并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他们对“万物有灵”这一核心观念的认同。因而，他们在写作中流露出对狩猎文化古老禁忌的尊重与服从。另外，很多小说矛盾的尖锐化或是情节陡转至悲剧，都缘于猎人触犯了“不可猎杀怀胎母兽”的古训。这里全然不见人类中心意识，人成为万物之一，并与自然血脉相连。对万物有灵观念的一再、一致确认，标志着民族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写作主体性的真正确立。

　　也正因为如此，大兴安岭作家们批判生态恶化现象，重构往昔的大地和山林，瞻望绿水青山的美好世界时，他们的生态写作具有多重性和丰富性，其生态写作生长着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维度，这让他们的写作从自然出发，走向了浩瀚的文学苍穹。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