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学术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学文本相互参照下，文学人类学成为了当下中国学者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热门话题。其中对来自不同民族口传经典文学的研究，同样成为学术界极为关注的热点。本文试以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龙仙艳（苗族）的著作《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文本与唱本》）为例，就文学人类学学术理论范式在实践中的探讨，谈谈认识与理解。

　　尽管“文本与唱本”在本书作为一个主标题来呈现，但在内容上更多是对苗族古歌“文本”的分析和探讨。而这些对“文本”的分析，与以往很多作苗族古歌研究的成果不同，这部著作重点在于作者的田野民族志实地调查记录：从文本到田野，然后又从田野回归文本。透过对苗族古歌不同文本的解读，从“生命同源”“生命共生”和“生命平等”所蕴含的生命观，去概括了“众生和谐的生命观”。

　　苗族古歌属于文学，而文学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古歌中体现的劳动创世观等哲学思想，以及苗族文化基本特质上显现的“畏感文化的逻辑基点”，这些在各个方言区不同版本的苗族古歌中都有着相同的共性。尽管《文本与唱本》将苗族古歌在方言分布上所呈现的“神意盎然之中部古歌”“巫风傩影之东部古歌”和“战争侵染之西部古歌”等特点划分很到位，并说明了苗族古歌在方言地域性上的文化共性，但在分类上由于受到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界定，只将其分成“创世”“迁徙”和“战争”三种类型，忽视了苗族古歌中各个方言区“婚姻史诗”的存在，如中部方言的《开亲歌》、东部方言的《婚姻理辞》和西部方言的《出嫁歌》等等，都通过“古歌”的形式对人类早期婚姻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由此看来，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应当展现这类口传经典的整体性特征，婚姻史诗不仅是苗族史诗的一个重要类型，同时还应当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使用参与式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文化进行深层次的观照，在“我者”与“他者”中探讨来自原住民文化的本真性。《文本与唱本》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在于立足于田野与苗族古歌唱述对象，及其文化持有者对远古记忆的深度认知。

　　苗族古歌承载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其内容蕴含了苗族人对自然万物的精神信仰，而这些丰富的精神文化，为这一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找到了认同与回归的精神依据，并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为苗族人实现文化自觉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相应价值观的共同认定。事实上，《文本与唱本》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苗族古歌这份精神文化产品的解读和剖析。

　　苗族古歌在学术界被誉为苗族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囊括的范围极为广泛，有苗族祖先对早期人类生命观的认知，如：“山坡为主千年在，人在世上像做客。江山永存在，人生过路客。大地是主人，山河永存留。人生是过客，短暂一时候。”；有口传古歌中的文化习俗，如：椎牛祭、婚姻理辞、丧葬祭祀等等；有反映苗族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如：《祀雷》中的自然神崇拜、《鼓藏祭祀辞》中的祖先崇拜和《亚鲁王》史诗的灵魂观念建构等等；还有每个支系长期迁徙不定的社会历史记忆等等。由于苗语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的区域性分布比较复杂，每个地方的古歌内容各有侧重，各个文本存在着地域的“偏窄性”、主题的“局限性”和整体上的“非系统性”，只有将古歌材料进行大量挖掘记录，并对古歌加以翻译整理，方可弥补此类缺憾。

　　从现有的苗族古歌文本看，已经编印出版的主要集中在苗语中部方言的北部土语区和东部方言的大部分地区。在西部方言的八个次方言中，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苗族古歌最多的主要有川黔滇次方言区和滇东北次方言区；贵阳次方言自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涉及个别土语，并整理出版了《十二组主歌》和《祭魂曲》；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古歌亦因《亚鲁王》史诗被发掘整理，相应的古歌资料也陆续得到了记录与抢救；罗泊河次方言和重安江次方言的部分古歌内容，则由于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来自这个母语区的本民族知识分子也学会并使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一些当地的苗族古歌。随着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者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贵州龙里、贵定和罗甸等地，部分民族研究调查人员也使用国际音标记录了这些地方属于惠水次方言和平塘次方言的《丧葬开路经》及其它方面的苗族古歌。

　　如果说《文本与唱本》是对这些古歌文本的“炼矿”，那么“挖矿”的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黔中云雾山区的家族祭祀古经与“呈罡”口传经典，以及黔桂边地区都柳江沿线的苗族村寨分别有上万句篇幅的《务宜（娘娘神）古歌古经》和《“西妞”古歌》，至今还隐在深山人未知。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而且还将其认知的传统理念蕴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并有机地把人文科学的正能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体结合到了一起，推动了区域性人类环境的和谐发展与社会进步。

　　文学人类学是从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体系中以“文化相对论” 的叙事风格对来自每个本土中“我者”活态文学的“深描”阐释。诚然，《文本与唱本》的著者本身就是一个会说本民族母语的学者，从她的参与式田野访谈中，我们感受到一个少数民族学者的追求与担当。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开展文学人类学学术理论研究的实践性范式，同时也是口头诗学和歌谣人类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作者分别系湖北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三峡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史诗《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研究”( 13BZW172)系列成果之一】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