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体制下，学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人们为了研究、识别和管理的方便，划定了学科边界，各种学术资源按学科归属进行分配、管理。学科建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学科建制也在学科之间修筑了篱墙，形成了“学术部落”。某种意义上，学科的边界化是学科建制、资源配置和权力组合的结果。学科的边界化影响了知识的交流与创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在一切系统中，人类社会有最复杂的结构，它关联着诸多需要考虑的内外因素，是根本不可能用哪一门学科的“内在逻辑”就能解释清楚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需要跨学科的思维，民族问题研究更是如此。然而，在现行学科体制框架下，民族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面临着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范围自我窄化、研究定位不清及特色不突出的问题。

　　一、生成与蜕变：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跨学科特性

　　20世纪，西方民族学开始传入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主要是在进化论、功能主义、美国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等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开展了一些地区的民族调查。尽管当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研究，比如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回回民族问题》（延安解放出版社，1941）等著作，但这个研究取向并未形成主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学则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与民族史学、语言学等学科一起开展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等工作。与此同时，由于多民族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民族院校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苏联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纲领和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和团队逐渐形成。其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显然不同于西方民族学，而是具有鲜明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特征，学界将这一特定研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以区分于主要受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流派影响的民族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密不可分，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有些学者认为民族理论应该归入政治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民族理论与民族学都以民族为研究对象，因此也有学者将民族理论纳入广义民族学范畴。在国家学科目录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作为民族院校及民族地区高校的公共必修课又具有政治理论课的功能。这种复杂的关系造成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归属不清、机构变动频繁的现象，使学科发展过程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纵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形成之后，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所归纳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为平台为民族团结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定格与破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面临危机与机遇

　　民族研究作为一个议题宽泛、问题交织的研究领域，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存在重合和交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展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调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需求，使学界兴起了一股民族研究的热潮。而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巩固、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问题成为主流。直至近年来，随着全球的秩序重组及中国社会的转型，国际上民族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国内的民族问题研究才又不断升温，本来处于小众、边缘的民族问题研究遂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一些学者纷纷开始对民族议题的热点问题发表观点，一些普通高校开始设立民族研究相关机构。这些传统强势学科的研究人员数量庞大、研究刊物众多、声势浩大，很快就在民族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并产生了影响。而由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者规模较小、刊物有限，民族理论学科学者的声音往往淹没于其中，影响式微。从客观上来说，其他学科对民族问题研究空间的挤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形成了冲击。当然，这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发展不足的自身原因。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执着于自身研究的传统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窄化的倾向。由于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足，学术话语无法与所交叉的学科形成对话，在现实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民族议题相关领域中众说纷纭的现象。

　　在独木难支的情况下，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摆脱传统的束缚、加强与政治学学科的关系，来加强民族理论研究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他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问题，以“民族政治学”一以概之，并吸纳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中对民族问题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形成了民族问题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目前看来，这样的尝试使得民族理论研究具有了学术范式的意义，拓展了学术交流的平台，获得了较多的学术认可。但这种尝试仍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本身的问题，政治学的理论范式必然产生基于国家治理立场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优势在哪，如何坚持与发扬？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定位。

　　三、兼容与超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跨学科发展

　　首先，认识和重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创新的源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在理论建树和研究视角上有其优势所在，兼容和超越是这一门学科的重要特质。各个学科的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学科立场往往带来一定的狭隘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作为交叉型学科，向来不偏执于任何一个学科的立场，而是力图综合多学科的优势，全面立体地呈现民族事项，为民族事务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当前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重点不在于以己之短搏人之长，而是应在具备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的基础上，补充和纠正不同学科由于学科分立引发的误读、误导和误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该超越学科偏见，成为民族问题研究的兼容通道和集成智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价值取向，以民族学基础知识为储备，以各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为研究范式，讲好中国的民族故事，贡献中国智慧。

　　其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可以成为学术与政治沟通的典范和桥梁。中国古代素有“学统”“政统”之分，“学统”与“政统”之间通常是可进可退的相通关系。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学术必须脱离“政治”方能保持自由和独立，实质上对学术发展无益。学术独立自由并不意味着与政治脱节，政治是由知而行，由理想到现实，由少数人的研究探讨到身体力行。学术需要与政治形成良好互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从而实现学术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与政治的互动才能实现学科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在人才培养、政策咨询、社会服务方面与相关部门都有较好的合作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熟悉政治话语和政治环境。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又与其他交叉学科有良好的学缘关系和交流机制。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还可以搭建学者与民族工作部门沟通的桥梁和平台，努力打造中国民族事务管理的智库，增进学术和政治的良性互动。

　　再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还应在丰富和发展中超越和创造新的“经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民族理论研究始终是我们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应该始终坚持和不断发扬。要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不能因为受到质疑和批判就丧失学科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坚持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僵化教条和盲目自信。”每一种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对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追求。这一精神实质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探求世界各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有指导意义。我们认识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自我窄化，指的是“研究范畴之窄”；谈到对当今民族现象解释力不足，指的是“关注和研究不足”。事物、概念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我们的认识、理论与方法也要与时俱进。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在做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的正确解读的同时，要关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相结合，并不断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精神财富，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国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定能为后来者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学者应该成为开拓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