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名之辈》剧照 资料图片

　　《无名之辈》是一部中小成本电影，上映之初，影院排片量不足10%，不料经过口碑发酵，目前排片量直线上升，实时票房已超过同期上映的两部好莱坞大片，上演了一出票房逆袭的励志好戏。

　　从影像风格和社会反响来看，《无名之辈》有点像2006年上映的《疯狂的石头》，都以草根形象感动观众、震撼市场，只不过那时候中国电影的体量无法与当下相比，影片折射的社会转型的阶段也不一样。《疯狂的石头》的主人公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保卫处科员，《无名之辈》的主人公则变成了梦想当公安协警的民营房地产公司保安，工作性质相似，但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挑剔地说，《无名之辈》在故事架构与类型化上尚不及《疯狂的石头》，但在社会巨变背景下对社会人心的折射方面，《无名之辈》又胜过了《疯狂的石头》。

　　《无名之辈》的导演是贵州籍的饶晓志，影片在贵州都匀拍摄，演员来自天南海北，却都说贵州方言，影片极尽贵州“灵韵”。

　　近几年来，中国电影界有一个“贵州导演群”正在浮现。2016年上映的《路边野餐》，由贵州籍导演毕赣执导，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惊艳之作。作者利用贵州特有的地形地貌构造了一个新奇的艺术世界。那种贵州特有的地貌与气息，为角色的恍惚沉思以及人物命运的超现实时空错接，提供了合理的叙事依据。另一位贵州籍导演吴娜在2012年上映的《行歌坐月》中，取材侗族传统民俗文化，讲述了一个当代侗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影片以现代人的视角观察社会，在地域性文化表达中也极富韵致。此外，罗汉兴、崔义祥、杨正庆等贵州籍导演，他们的作品也都从贵州这个西南省份出发，携带着家乡故园留下的深刻印记。当然，贵州导演群的作品是多元化的，但他们作品中的“贵州形象”都为他们的作品增色不少。

　　许多观众认为，《无名之辈》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的成功，来源于影片叙事中的“小人物”美学。围绕着一个保安和两个“笨贼”的故事，镜头在小城市的街角和破旧老楼间穿行。在城市化已经深度推进的时代，影片中的小人物从乡镇、村庄走来，搭上了大时代的欲望街车。为了实现卑微的愿望，他们执意要改变人生，甚至不惜为之铤而走险，但背负的传统却限制了他们行动的方向和幅度，使得他们有声有色的谋划和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形态不相协调，结果总是事有不济，甚至成为主流社会的笑柄。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物身上的“文化积习”及其与现代社会规则的碰撞，让他们尽显尴尬却又尽得人心，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焦急地寻找着自我，一不留神也很容易被变化的社会甩出老远。

　　剧中两个盗贼是影片着意刻画的喜剧性形象，从农村进入城市，学着香港电影的腔调“闯社会”，却抢了银行边上的一家手机店。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问题是一种“镜像误识”。他们在万花筒般的城市街景里，把社会生产出的欲望识别为自身的需求，城市提供的镜像很容易误导他们的生活目标。这些小人物在与城市生活的交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主体”，最终却发现，他们身在现代欲望社会，但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礼俗当中。在他们与现代社会体制“斗狠”之时，身上仍散发出礼俗社会的温暖，未被异化的人心仍旧闪耀着迷人的光芒。这些本被现代化城市体制“放逐”的东西，借助方言又变得栩栩如生了。这些观念最终改变了他们行动的方案，成就了一段“人间喜剧”。

　　从剧中主人公与城市较量的即时反应中，可以辨识出他们原有的 “生活意义系统”仍很强悍，这群人物形象各式各样，个个活色生香，但导演没有采取一种“把玩”的态度。导演和其他主创对这些“小人物”寄寓了深厚的情感，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深刻理解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并由衷地关切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尊严。观众也在观影过程中，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的尴尬和创伤，因而对这些角色感同身受，并产生强烈的认同。

　　自《我不是药神》成为“爆款”后，《无名之辈》又一次显示了社会心理的变化。这种不期而至的票房逆袭，实际上凝结着社会意识的“异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新一代的电影人能直面人民的真实处境与愿望，中国电影的未来可期！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