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城乡关系”则是与之相伴而生的时代命题。城镇化的中国社会，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市面临难以负荷的重担，乡村则不断衰败凋敝，城乡发展失衡已成为无法逃避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乡村复兴和乡村建设成为平衡城乡关系的时代需求。

　　近代以来，乡村建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探寻并参与实践的历史命题。清末民初，封建社会的没落和频繁的战争导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严重破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思潮盛极一时，乡村建设实践更是遍地开花，不仅有乡绅和地方实力派带领下的乡村自治和村政建设，而且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等知识分子倡导的以平民教育、民族文化再造为主旨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这些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因战争和政治因素未能实现其最初的乡村重建与民族振兴的理想，但其摸索出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理论设计，对于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大有裨益。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建设构想，旨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支柱产业的新农村建设，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模式。一些组织和个人也投身到乡村建设实践中，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其中，以环保和艺术为主题的乡村建设实践，特别是艺术乡建更是备受关注。

　　艺术乡建是由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模式，旨在以当代艺术激活传统文化，以艺术推动村落复兴，以艺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艺术”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实践，而非单纯的视觉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在这里，村落成为艺术介入社会的艺术现场。

　　当前的艺术乡建多由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发起。在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和村民的支持下，召集国内外艺术家以及各领域的知识精英或入驻村落，或参与项目的策划、设计、推广。艺术乡建所选择的村落，多为历史悠久、区域特色鲜明、风貌保存较好但旅游业发展较为滞后的古村落。艺术乡建的倡导者希望改变以往只注重村落外观改造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更加强调乡村社会文化的再造和乡村精神的重构，希望用现代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的生活、行为和观念，发挥现代艺术的文化启蒙和公民教育的社会职能。

　　在具体实践中，艺术乡建的倡导者组织专业团队修复民居老宅等传统建筑，恢复、弘扬传统节日及其民俗活动和手工艺等乡土文化，倡导保护文化遗产；整治村容村貌，引导村民实行垃圾分类处理、改造厕所，开展卫生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造闲置的公共建筑，设立艺术机构作为艺术创作基地，召集艺术家和各领域精英入驻；与大专院校合作成立工作室或实习基地；举办国际艺术节、论坛、展览等大型活动；开发农家乐、民宿、客栈、酒吧等乡村旅游休闲娱乐产业。

　　然而，艺术乡建的实践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毕竟所牵涉的人和事，所遇到的不可预估因素，不是一纸策划书和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

　　在这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艺术家和知识精英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他们按照自身的理想和意图设计、改造乡村，希望再造出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梦想的牧歌田园。尽管他们强调村民是村落的主体，强调尊重村民的自主性和现实需求。但事实上，他们与村民之间并不处于对等的位置，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和预期。艺术家发起艺术乡建的最初设想，或许是以公益或社会效益为主，但任何项目的长期有效运行都离不开资本的助力，其最终走向必然是商业投资回报模式。在商业资本和知识精英的强势主导之下，村民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尚存疑问，又何谈“自主性”呢？

　　对于村民和当地政府来说，修整村落、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实现招商引资和增加村民收入，或许才是他们的初衷和目标。在项目实施的全盛时期，艺术乡建的发起者与当地政府、村民之间自然会形成利益共生关系，一旦彼此的预期利益出现不对等，他们之间的嫌隙很容易导致关系链的破裂，最终三方各自为政，致使合作计划破产。在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中，乡建团队被村民赶出村落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由此可见，外来力量介入式的乡村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关艺术乡建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各界还存在颇多争议，对于发起者和参与者也是毁誉参半。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些实践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由现代艺术家渠岩发起的“许村计划”中的国际艺术公社和两年一度的许村国际艺术节，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乡村文明和现代艺术，也在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拓宽了本土艺术家及当地村民的视野。随着艺术家对村落景观的设计、修整和国内外艺术家的入驻，许村的休闲旅游产业也获得了发展契机，农家乐、文化艺术体验游、民宿、客栈、酒吧等旅游项目空前繁荣。由艺术家欧宁、左靖发起的“碧山计划”下的猪栏酒吧也被认为是乡村客栈的成功案例，受到了商业资本和游客的双重青睐，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

　　艺术乡建是我国民间社会和有识之士探索乡村建设传统的延续，与自20世纪初发端的乡村建设实践是一脉相承的。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体现了当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文情怀。这种艺术介入村落复兴的模式也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但中国农村幅员辽阔，村落数量众多，社会结构和区域文化复杂多元，不是某一种建设模式就可以推而广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的艺术乡建，可以理解为现代艺术在追求社会化转型中艺术家的一场艺术实践行为和以乡村为主题的地方性艺术创作，也可以理解为乡村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探索。但在乡村建设的宏大主题之下，这显然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小众化的实验。

　　乡村最终演变成何种样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乡村主体——农民创造出物质和精神都富足、舒适的生存环境，这才是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