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与马伟同志共同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选编了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撒拉族研究的学术论文200余篇，计210万字，并已于2004年9月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之际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选编的过程中，认真阅读了所有论文，颇有启发，其中尤其是关于撒拉族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常常萦绕于脑际，现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关于撒拉族的族源问题

　　根据前人的研究，关于撒拉族的族源，在撒拉族本民族的传说中，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从土耳其来的，一说是从哈密来的，还有大多数说是从撒马尔罕来的，过去学术界前辈们根据本民族的传说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来自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撒拉族简史》(本书编写组)［1］即持此说，自此以后的各种文章均沿用这种说法。本来对一个民族族源的定位模糊一点也未尝不可，只是联系到笔者于2000年10月访问土库曼斯坦时与当地学者的交流情况，联系到木拉•素来曼于1917年用土耳其文写的《回族源流考》中的记载:“原住在撒拉克附近的尕拉莽和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本族共170户人家，离此东行，到了今天的西宁附近定居下来”［2］这一段话，以及米娜瓦尔(中国)［3］、杜安霓(美国)［4］等人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撒拉语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比较撒拉语与乌孜别克语、土库曼语以及维吾尔语等亲属语言的关系，与撒拉语最能吻合的语言是土库曼语。而素来曼所指“撒拉克附近的尕拉莽和阿合莽”一段话中，“撒拉克”即现土库曼斯坦国境内“马雷(mary)”州的“sarahes”城，撒拉族祖先尕拉莽和阿合莽正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他们举族东迁的原因，青海民族学院资深地方史专家芈一之教授已经做了多方面的论证，［5］这里不再赘述。从近百年来撒拉族历史的研究情况看，不论是国外(包括前苏联的)专家也好，还是国内的专家也罢，都基本上认定撒拉族先民来自于中亚，至于是乌孜别克的撒马尔罕，还是土库曼的马雷，现在还有点模糊，但根据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撒拉语更接近于土库曼语，在现在的撒拉语中保留了大量古突厥语的词汇和语言习惯，而与乌孜别克语却有较大的差距。由此看来，撒拉族先民更有可能来自于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州，而撒马尔罕则仅仅是其东迁时的必经之地，加之13世纪的撒马尔罕是整个中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撒拉人在中土历年既久，对马雷(mary)这个小小的城镇失去了记忆，而撒马尔罕却在传说中保留了下来。这正如循化人到了北京，只能说来自于青海，说你来自循化又有谁知道呢!所以，为了明确历史源流，笔者以为在写撒拉族历史时，其族源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州，而不再用撒马尔罕一带之类的模糊语。也许在还没有各方面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下此结论为时过早，但笔者觉得语言学的证据足以作为对这一结论的强有力的支持。

　　二、关于民族形成的早期社会环境

　　关于撒拉族形成早期的社会环境问题，以前探讨的文章比较少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是一个民族的先民远离故土，背井离乡，走到一个非常陌生的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并要在那里求得进一步的发展，没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是不行的。研究表明，撒拉族先民的东迁与蒙古贵族的西征有关，撒拉族先民自元初以“西域亲军”的身份，从遥远的中亚土库曼斯坦境内迁徙至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并非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迫于无奈或像某些人杜撰的是为了传教而来，而是跟随蒙古军队来的。撒拉人作为中亚的色目人，在元朝具有较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撒拉族的先民韩宝曾经担任过积石州的“世袭达鲁花赤”，管辖积石州的军事防务，这给撒拉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环境，同时也为撒拉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宽松和友好的社会环境，一个远离故土几千公里、被置于汉藏文化腹地的几百个人，可能早已经被同化到了别的民族之中，而能够形成一个民族并发展到现在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按照“潜民族”理论的观点来看，在一个民族尚未完全形成的时期被称之为“潜民族”，这个时期对一个民族来说相当于儿童时期，是很容易被同化的，撒拉族“潜民族”时期较为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大约延续了100年左右，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撒拉族先民凭借着比较好的政治优势，通过与周边民族建立族际通婚关系，发展了人口，进一步拓展了生存空间。随着历史的推进，到了明洪武三年 (1370年)，撒拉族先民归附明朝大将邓愈，当时的循化依然处于边地，明朝政府对这些地区实行一些特殊政策，撒拉族在循化地区的政治地位依然如故。韩宝于明洪武六年被任命为积石州千户所的一个百户，据《循化志》记载其正式职衔为“昭信校尉管军百户”，按照明代的制度，百户为武职，正六品。到了1436年，明朝将韩宝的子孙韩贵升职为副千户。在明王朝270多年的历史中，撒拉族在守卫明朝的边关乃至江山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受到明朝政府的嘉奖。这在撒拉族的历史文献《杂学本本》中关于尕勒莽的子孙世系中是这样写的:“尕勒莽得都尼，他的儿子奥玛尔得都尼，奥玛尔之子神宝得都尼，神宝之子萨都剌得都尼。”据芈一之先生研究:“‘得都尼’系撒拉语对有身份的人的尊称，意为‘太爷’”。查现代撒拉语并无“得都尼”一词，由于《杂学本本》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撒拉语，笔者以为“得都尼”很可能是汉语“都督”或“都统”的译写，翻译时便成了“得都尼”。如果是“都督”的误读，那么与尕勒莽的子孙几代人“世袭达鲁花赤”的职衔是相吻合的，不管怎么样，是“达鲁花赤”也好，“都督”也罢，只少可以证明他和他的子孙在积石州的显赫地位。［6］从总体上来看，明朝政府也给撒拉族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正是由于元代和明朝前期为撒拉族先民提供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环境，使得撒拉族具有了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发展社会的可能性，所以在《明宣德实录》中开始指称撒拉人为“沙剌簇”，撒拉人开始被明朝政府当作一个族群对待，形成为一个具备了民族特征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潜民族”时期的撒拉族先民，内部比较团结，没有后来的宗教教派之间的龃龉。民族内部的分裂，起始于清朝前期的教派矛盾。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民族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也离不开本民族与外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这正应了我们党提出的各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撒拉族正是在其“潜民族”时期借助良好的政治环境(外部)和团结一体的民族意识(内部)，才保持了他们民族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独特性。否则，这个与其母文化从时间上相隔700多年、从空间上远离数千公里的几百人能够在汉藏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不被吞没是很难想象的。

　　三、关于撒拉族的民族意识

　　早在1922年，梁启超先生即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7］时隔58年后的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题为《关于民族识别》的文章中说道:“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8］熊锡元先生将民族意识的概念解释得比较通俗，他说:“民族意识的内涵，首先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所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亦即认同；其次是在国家生活中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害与安危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9］同年，金炳镐先生在他的《论民族意识》一文中总结了民族意识所包含的正负两方面的特点:“民族意识具有自识性、内聚性、向心性、互容性、趋优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狭隘性、保守性、排他性和利己性。”［10］上述观点，既对民族意识的概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又对民族意识所包含的特点做了概括。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周边的其他民族如汉族、藏族和回族的口语中也称其为“撒拉尔”，明代以来的历史文献中尽管出现了“萨拉”、“撒剌”或“沙剌”等名称，但都是“撒拉尔”的不同写法。前已述及，撒拉族是从遥远的中亚土库曼斯坦境内迁徙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并在这里生息繁衍直到现在的。早在元朝时期，撒拉人作为色目人的一种，尽管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受到比汉人和南人更高一级的待遇，仅次于蒙古人，但是蒙古贵族施行的等级制本身又促使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意识，撒拉人也不例外。由于远离故土，新居地又都是不同于自己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的其他民族(非我族类)，加之人口极少(初到循化时一说只有18人，一说只有170户)，所以，撒拉人一开始便产生了极强的民族意识，并以循化的街子作为中心内聚在一起，形成向心力。笔者以为，正是这种极为强烈的内聚性和抱成一团的向心力，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其民族的独立性而没有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或涵化，反而使他们逐渐在与周围民族的接触和交流中发展了人口，并在近百年的时间中，逐渐具备了作为一个民族所必须具备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等特征。但是，撒拉族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于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抚一剿一”的措施，激化了民族矛盾，引起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这场斗争震动了清廷。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军在围攻兰州三个月后惨遭失败，随之而来的是清政府所谓的“善后”，大量的妇女和儿童被强行发配到新疆和云南，撒拉族人口锐减，十二工并为八工，这是撒拉族自元初定居循化以后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创，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尽管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创，却更加激发了撒拉族的民族意识，撒拉人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气馁，他们由于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先后于清同治年间和光绪年间，发起了对清政府的两次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贯穿于整个清政府的统治时期，作为一个人口很少的弱势群体，能够对强大的清政府发起挑战，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在撒拉族的整体民族意识里，由于民族形成前就已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先，而民族在后，所以，宗教意识又是最具核心地位的意识。据研究，早在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即已进入中亚地区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喀拉汗王朝时期(公元10世纪)，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在中亚突厥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撒拉族先民们作为突厥人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接受了伊斯兰教，至尕拉莽率众迁徙时，伊斯兰教已经在中亚流传了近300年的时间，可谓根深蒂固。这一点，尕拉莽等人不远万里在迁徙时带来的手抄本《古兰经》就是最好的佐证。而撒拉族作为一个民族，如前所述，其形成期大约在明朝前期(或中期)，这个事实，对撒拉族来说，也就决定了宗教具有先天性特征。因此，迄今为止，在撒拉族的意识中，宗教意识是其他所有意识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意识，这个观点从两方面可以得到佐证:首先，当撒拉族先民向当地藏族“洪布”求婚时，藏族提出四个要求：

　　1、供拜喇嘛教的菩萨；2、在屋顶安设嘛呢筒； 3、在庭院中立木杆，上悬藏文经旗；4、在房屋四个角落放置白色石头。由于前三个条件都涉及宗教信仰问题，撒拉族先民未予同意，看到他们对伊斯兰教如此虔诚，藏族“洪布”也没有太勉强，做了让步，至于第四个条件与宗教无涉，撒拉族先民也就同意了，于是实现了与藏族的通婚。［11］迄今为止，在撒拉族与非穆斯林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中，对方皈依伊斯兰教是最基本的前提，族别倒是用不着修改。其次，由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其生活方式与撒拉族也无太大差别，撒拉族在与异民族的交往中，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称自己是回族，比如“我们回民如何如何”，这种说法可能与历史上有些人称呼“撒拉回”或“撒拉番回”有关，撒拉人拿他称当成了自称。对此，笔者以为，宗教信仰的一致性是撒拉人混淆族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和撒拉族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①民族来源不同，回族的来源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商人和传教士(也有部分中亚的突厥人)，而撒拉族的来源却比较单一，是中亚突厥人的后裔；

　　②回族通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而撒拉人至今有本民族的语言，汉语仅仅是其第二语言；

　　③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回族和撒拉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和民族心理素质也有一定的差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回族从来不说自己是撒拉族。因此，个别撒拉族自称回民，表现出了撒拉族的民族自觉性和民族意识的淡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国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根据历史上的自称和他称的习惯，征得撒拉族代表人物的同意，确定“撒拉族”为族称，并在1954年循化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正式体现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称谓中。55年来，撒拉族人民凭借着健壮的体魄、诚实的性格和优异的劳动成果，赢得了全省各族各界人民的赞扬，“撒拉”这个民族称谓几乎成为了全体撒拉族人民的品牌，许多新兴企业以“撒拉”或“撒拉尔”作为商标，西宁市、格尔木市甚至拉萨市等地方冠以“撒拉”的商店、饭馆比比皆是；以诚相待、诚实守信、诚信服务是撒拉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当今社会所极力推崇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良好社会环境中，撒拉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进而使其民族意识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民族意识中一些消极的成分在撒拉族中依然存在，并在发挥着它的负功能，那些狭隘的、保守的、排他的、利己的民族意识，也在或隐或显地阻滞或破坏着民族的正常发展和正常交往。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控，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发挥民族意识的正功能，有效防止民族意识负功能的滋长和蔓延。只有这样，撒拉族才能够在21世纪得到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撒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