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维吾尔读者在翻看维吾尔文版《鲁迅文集》。资料图片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及其作品开始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仅是对鲁迅个人气质、作品风格及其创作技巧的高度评价，而且是通过认识和了解鲁迅，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对鲁迅的接受和认同过程中，自觉地将“鲁迅精神”融入自己的创作中，逐步以“鲁迅精神”作为自己的人格标识，并由此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汉族进步知识分子来到新疆，促使鲁迅及其作品在新疆各民族中传播

　　鲁迅及其作品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有两个途径：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传播，这是主要的也是影响较为深远的传播途径；另一个是上世纪初以来苏联时期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介绍对当时留学苏联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他们将这种影响带回新疆，扩大了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了解和认识。

　　自193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如邓发、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等来到新疆，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8月，在何雨竹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倡导下，盛世才政府批准成立了群众性的政治团体——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反帝联合会创办了平民学校，开展文化工作，如印刷出版书籍、报刊及各种杂志等。反帝会还出版了《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刊物，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和支援前线运动。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新疆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初，著名爱国人士、《生活周刊》创办人杜重远应盛世才之邀来到新疆工作，之后，著名文学家茅盾、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张仲实、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著名报人萨空了等随杜重远来到新疆。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后，这些进步人士都被请到新疆学院讲课，大大提高了该校的声誉和教学质量。同年8月，著名演员赵丹和一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抵达迪化（乌鲁木齐），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他们将内地的进步文学艺术思想带到新疆，许多维吾尔族青年诗人和作家深受其影响，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激励新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卖国投降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

　　此时，新疆日报社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王小川等10多名共产党人分别负责采稿、编审、出版等部门的工作，使《新疆日报》在宣传抗日救国和革命思想，介绍和转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社印刷厂还印刷了一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其中就包括共产党人对鲁迅的宣传文章。

　　维吾尔族著名的鲁迅作品翻译家，被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誉为“鲁迅的维吾尔传人”的托乎提·巴克就是在《新疆日报》的引导下，从了解鲁迅、翻译鲁迅进而研究鲁迅至今的。

　　托乎提·巴克是从《新疆日报》的汉文编辑口中第一次得知鲁迅及其作品的。之后，茅盾在担任当时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务期间，在新疆开办过多种讲座和讲演，就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繁荣发展各族人民文化建设问题，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艺术问题展开宣传和讨论，其中也包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介绍。托乎提·巴克经常去聆听这些讲座和演讲。

　　1939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日。为此，茅盾在新疆主办“鲁迅讲座”，并于11月7日在《反帝战线》上发表了《在抗日战争中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1940年秋，林基路担任了新疆学院教务长。在他的主持下，举行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进一步了解了鲁迅，而且在与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思想政治觉悟和汉语水平也逐步提高。托乎提·巴克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开始产生学习汉语、翻译鲁迅作品愿望的。

　　受茅盾等人对鲁迅宣传的影响和鼓舞，维吾尔族著名现代诗人鲁特富拉·穆塔里甫在1942年9月30日的《新疆日报》上撰文说：“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高尔基的保尔·弗拉索夫、鲁迅的阿Q、茅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人物形象的典范之作。”由此可知当时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了解程度。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接近，维吾尔族很早就接受了俄罗斯及苏联作家作品的影响，特别是高尔基在维吾尔族现代作家中具有很大影响。鲁特富拉·穆塔里甫就将鲁迅与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高尔基相提并论，盛赞鲁迅为“我们的高尔基”，体现了上世纪40年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认可，也标志着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

　　同样是在1942年，维吾尔族另一位诗人艾合买提·孜亚依在自己创作的歌剧《热比亚与赛丁》中说道：“热比亚与赛丁的爱情故事是由一个中国的维吾尔族诗人写成并流传给我们的。”这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心理归属做出的选择。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不仅仅是对鲁迅个人气质、作品风格及其创作技巧的高度评价，而且是通过认识和了解鲁迅，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日后鲁特富拉·穆塔里甫、托乎提·巴克、乌提库尔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品质。那些亲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翻天覆地变化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将这种认同感化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一生孜孜追求。即使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全中国的各民族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但依然坚持对党和人民的信念不变、坚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念不变。因此，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鲁迅精神”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或者是中国某个民族的精神标识，而是超越中国单一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整体精神气质的象征。鲁迅的忧患、愤慨和傲骨，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鲁迅作品在新疆传播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苏联。苏联在上世纪初已经兴起的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新疆。30年代初期，从苏联流传至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语的书籍中，就有鲁迅的小说。当时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也成为宣传介绍鲁迅的文化使者。其中，从苏联留学归国的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阅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后，受到启发，将小说讲述给亲友们听。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具有鲜明的启蒙意识、忧患色彩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被后来的研究者总结为“觉醒意识”，这与鲁迅精神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托乎提·巴克60年的追求

　　维吾尔族学界以及维吾尔族读者之所以将“鲁迅的维吾尔族传人”这一殊荣给了托乎提·巴克，在于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翻译鲁迅作品，并以鲁迅精神为自己的精神，以鲁迅的追求为自己的追求。

　　托乎提·巴克1942年开始学习汉语，并尝试翻译鲁迅的作品。1946年托乎提·巴克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从看守那里得到了一本鲁迅的杂文集《热风》。尽管受汉语水平的限制，其中的一些篇目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这部作品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鲁迅的窗子，鲁迅及其作品从此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不久，托乎提·巴克出狱，便四处寻找鲁迅的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书中那一篇篇渗透着鲁迅文人风骨和独特见解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从此，鲁迅在我的心坎里扎根了。”

　　新中国成立后，托乎提·巴克被调到北京。1953年，他参加了民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职业翻译工作者。1957年他翻译完成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但还没等到出版，他便被错划为右派被捕入狱。在狱中，鲁迅的作品给了他生存的勇气，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作品。1962年他虽被无罪释放，但“右派”的帽子依然戴了22年。对此，托乎提·巴克根本不在乎，他已经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在了对鲁迅作品的翻译上。在他内衣口袋的上方，一直别着一枚鲁迅头像纪念章。而在他的口袋里，则一直装着用浆糊糊成的两个小本子，一个本子上面写满了鲁迅作品中的格言警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另一个本子则随时记下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随时向汉族同事请教。

　　197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了“鲁迅作品翻译小组”，托乎提·巴克是翻译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197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托乎提·巴克翻译的《阿Q正传》，1977年又以“鲁迅作品翻译小组的名义”出版了鲁迅的《朝花夕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迄今为止，托乎提·巴克相继出版了37万字的翻译作品《鲁迅杂文书信选》、8卷本的《鲁迅文集》维吾尔文译本以及《呐喊》、《彷徨》、《坟》等15个维吾尔文单行本。

　　托乎提·巴克的翻译作品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和广大翻译工作者的好评，由此，他的身影也不断出现在大学课堂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宣传鲁迅、解读鲁迅又成了他的一项新任务。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像他一样热爱鲁迅、研究鲁迅的维吾尔族教师、学者以及创作者不断涌现。由于托乎提·巴克以及其他维吾尔族翻译家的努力，鲁迅的作品在维吾尔族中迅速传播，在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的书架案头，都可见到维吾尔文版的鲁迅作品。在他60年的翻译生涯中，托乎提·巴克不仅翻译了鲁迅的作品，更向维吾尔族人民诠释了鲁迅的精神。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那些知识广博、思想敏锐且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人被赞誉为“像鲁迅一样高尚的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

　　1939年茅盾在新疆《反帝战线》上发表《在抗日战争中纪念鲁迅先生》，揭开了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研究学习鲁迅的序幕。之后，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研究就从未中断过。

　　1981年，托乎提·巴克撰写了《鲁迅作品在新疆》一文，表明维吾尔知识分子在回溯20世纪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时，认识到鲁迅及其精神已经是本民族文学中不能忽视的精神元素。这也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自觉地将本民族的文学纳入到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研究的见证，这引发了后来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率先开始的、由新疆各族学者发起的“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重要学术话题。因此，托乎提·巴克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集体认同的标志性论文。

　　1985年，在托乎提·巴克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少数民族的第一个鲁迅研究学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迅研究会成立，托乎提·巴克任会长。1990年，新疆鲁迅研究会与全国鲁迅研究会联合发起，在新疆召开“鲁迅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1994年，新疆鲁迅研究会出版了《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扩大了“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学术话题的影响范围。

　　1998年，在新疆鲁迅研究会召开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新疆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振坤指出：“托乎提同志是维吾尔人民的普洛米修斯！”这不仅是对托乎提本人的评价，也是对像他一样自觉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甚至为此而献身的一大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诸如阿不都哈里克·维吾尔、鲁特富拉·穆塔里甫等人的高度评价。

　　托乎提·巴克一生译介鲁迅及其作品的经历，其丰硕的文学翻译成果和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都说明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在社会中独特的声音和风范，他们坚定的信念，都具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共性，可以说,鲁迅及其作品激活了业已存在于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精神积淀。之所以强调托乎提·巴克等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翻译、介绍及其在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中的重要意义，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险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创造彼此坦诚对话、共同促进知识繁荣和人类精神发展的话语空间。因此，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鲁迅精神为共同的人格标识，追求和维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同样具有促进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对鲁迅的阐释和研究，应该将鲁迅的精神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凸显鲁迅精神对中国各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意义。鲁迅是属于全中国的，每一个民族中的鲁迅都是鲁迅整体精神的不同诠释，都在使这种精神趋于完善，最终成为能够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因此，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及其价值，对中国的鲁迅研究，必将会是一个重大推进。

　　同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考察研究鲁迅在维吾尔族中的译介、影响的途径及特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延伸。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鲁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话题的一个积极尝试。同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来说，如何自觉地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中，寻求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清晰地勾勒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心理轨迹，使少数民族文学真正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从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对鲁迅的翻译、解读和自我诠释，能够成为一个十分有力的参照。

　　［补白］

　　通过对维吾尔族现代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翻译鲁迅作品、在心理深层自觉接受鲁迅精神影响的过程和途径的研究，可以透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历程，也会催发我们思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发挥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提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认识鲁迅”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笔者在2006年8月底对托乎提·巴克的采访中，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是托乎提老人曾说到自己在最困难的时期，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一张床晚上睡觉，白天卷起铺盖当书桌，床底下摆满了译稿。有一次，不知情的小女儿拿了一张译稿引火用，被他看见后一把夺下，情急之下一巴掌扇在女儿的脸上，女儿的一只耳朵从此便失去听觉。老人说到这里眼里噙满泪水。对一个父亲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女儿更值得珍爱？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将自己对鲁迅的精神品质看得如此之重时，这又是怎样一种境界？这又代表了这个民族知识分子整体的怎样一种品质？

　　1979年，托乎提老人在翻译完茅盾先生的《子夜》后，去北京专门探望了茅盾先生，向他请教了翻译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谈到文学翻译的问题时，茅盾先生告诉他，对文学翻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表达原作的风格和神韵，尤其是像鲁迅的作品，应该首先理解鲁迅作品的精神品格和风骨。这使得后来托乎提·巴克把对鲁迅作品的翻译研究，提高到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这样一个高度。这对青年一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鲁迅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品格的代表，通过托乎提·巴克的翻译,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这也进一步证明，虽然民族不同、生活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是相通的。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