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费孝通（右）和姐姐费达生（中）一起重访阔别了21年的江村（开弦弓村）。资料图片

　　学习与弘扬费老重视实地调查的求学之道、“志在富民”与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应秉持的准则。我们现在做学术研究、建言献策，都应该想着如何使自己的理念和建议推动更多的人走上致富之路。

　　费老一生写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社会调查，他最主要的主张是什么？我认为，是富民。

　　一个热爱人民的学者离去，媒体总有很多缅怀性的评论。费老逝世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费老走了，带着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梦想；大师离去，满怀着对乡土的眷恋。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费老一生的学术理想，确实是“志在富民”，他的大量学术观点与建议，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富民理论。

　　费老的富民主张，主要是在农村实地调查当中形成的。费老青年时期在广西瑶山和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做过比较系统的社会调查，他目睹了农民的贫穷与苦难，从而立下了改变社会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志向。他曾经讲过：“推动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希望为农民富足、农村兴旺、中国强盛做点实事。”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使中国农民走出贫困、达到富裕，一直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他既懂得穷人经济学，又懂得穷人社会学。

　　在费老百年诞辰之际，我觉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与总结费老的学术贡献。费老八十大寿时，我发表了《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一文；九十大寿时，我写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一文；如今，我想用费老自己的十个观点来概括他的富民理论。

　　一是农副相辅

　　上世纪30年代，费老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后，在《江村经济》一书里提出，中国“人多地少，农工相辅”，应以发展农村副业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1957年二访江村的时候也讲，要搞一点儿副业。人多地少，不搞副业，农民是富裕不起来的。

　　费老曾经指出，从他家乡苏南农民的实际来看，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这三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行，要做到农副相辅。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说过去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就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农副相辅的思想是符合国情的。

　　二是农工相辅

　　费老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手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生活。

　　费老曾经回忆说，上世纪30年代他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还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费老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

　　上世纪80年代费老指出，社队工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来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后来费老又研究指出，社队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叫副业了。现在乡镇工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是工业下乡

　　费老把工业化看成农民脱贫致富之路。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老首次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观点。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农村，也就是“工业下乡”。

　　费老通过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前后农民办厂的技术设备多数是大中城市主动提供的。工厂要转移到乡下去，但是由谁来牵线转移呢？主要是靠那些家在农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因此，费老指出，社队工业的发展在于有社会需求，有稳定的局势，同时还要有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中介人。

　　四是科技下乡

　　费老的姐姐费达生是“科技下乡”的带头人。她在日本学了缫丝技术以后，亲自到乡下去发展丝绸工业，让一方农民富裕起来。

　　费老指出，乡镇工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都经历了初创、发展和逐渐成熟三个阶段。乡镇工业在潜伏发展期与大中城市的联结是偶发的，并且是以生产经验而非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那时乡镇企业的特点是，能人掌握什么技术，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能人搞到什么工业原料、提供什么信息，企业就上什么项目。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被迫的盲目发展。费老当年提出 “科技下乡”，其实就是倡导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费老曾经去内蒙古做过科技推广调查，他发现，科学知识与技术一旦传到农民群众手中，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五是草根工业

　　什么是“草根工业”？费老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乡镇企业称为“草根工业”,这一方面说明乡镇企业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生命力源自和“土地”的联系。

　　苏南乡镇企业刚发展的时候，有人反对，也有人想不通。有一次，我去看望费老，他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农民搞企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会助长社会不正之风。后来费老写文章说，工业不是城市的专利，不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农村也可以搞。农民办工业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而是加固社会主义大厦。他还讲，乡镇企业有强大的生命力，全国的农村都可以搞，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就会又有一批草根工业成长起来。

　　六是致富模式

　　费老认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大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找活路”。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也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多种模式。

　　费老通过调查，总结了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也就是说，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没有工业，农民富不起来；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农村就不能继续前进。

　　费老认为，让农民富起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他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又总结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等。

　　七是发展小城镇

　　一部分人到城市去，留下来的人就可以增加收入，这是费老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思想，也是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1983年，费老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出路。要下活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二是把人口疏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

　　八是离土不离乡

　　费老曾经肯定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的农民转移方式。他指出，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乡”、“土”都可能离。要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费老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是农业规模经营，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九是边区开发

　　上世纪80年代，费老从内蒙古往西到了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西南山区。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区后，费老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及《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等建议，主张加速发展边区经济。

　　费老认为，边区开发不能只搞大型国有企业，必须要大小配合。费老指出，大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还要搞一些中小企业，搞一些草根工业。如果只有大型国有企业，这个地方就不会富。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让老百姓富起来。

　　十是浦东开发

　　1990年，浦东开发提到了研究日程上，费老先后在南京、苏州、南通、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调查，就浦东开发和如何确定上海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从全国经济格局、从更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来考虑浦东开发。

　　当时，人们对于怎样处理开发长江三角洲与建设浦东开发区的关系有一些不同意见。费老指出，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相互补充，浦东开发是一个龙头。如果中央只给浦东优惠条件，则会给江浙带来一些不利；如果浦东能与江浙同步开发，则能使这些地区很快富裕起来。开发浦东可以形成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个经济开发区可以把整个长江流域带动起来，这种促进更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方式，可以使更多老百姓受益。为了统一思想，费老还专门到两地作了一些讲解。实际上，上海与江浙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

　　作者：宋林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