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唱出了国人的心声，也道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中国有56个民族。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细致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是怎样的？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缘起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一些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份。此外，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大小宗支，许多民族得不到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恢复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许多民族向政府提出了承认自己是单一民族的要求。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民族称谓纷纷出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仅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中，就出现了60多种民族称谓。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各地调查统计出来的少数民族成份更是多达400个。面对纷纷涌出的民族称谓，进行科学的鉴别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自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

　　民族识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认真落实民族平等政策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国内外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施联朱就参与了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他对于那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发表了对民族识别工作重要性的看法，“如果不鉴别，不解决民族成份，不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那么对于将来人大代表的产生，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可是说归说，到底怎样做呢？由于并没有特别的理论与实际经验可借鉴，施联朱说，“就是用斯大林关于民族的4个特征来套。”而施联朱对于自己当时的评价就是年轻，胆子特别大，并没有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施联朱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调入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他曾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3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这些经历也为他日后参加民族识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

　　1953年，中央民委向浙江、福建派出了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畲民识别调查组，组长就由施联朱担任，另两位同志分别是黄淑娉、陈凤贤。调查组到达上海后，当时的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和福建、浙江省委统战部等领导非常支持，又调派了雷关贤、雷恒春两位畲族干部担任调查组的翻译和向导。他们深入到浙江景宁、福建罗源、上杭及彰平的畲族村寨，每处都住了20 多天。当时畲族地区的交通十分不便，在从浙江云和县去景宁畲乡的路上，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整天穿行于遮天蔽日的深山老林中。施联朱下颚的一个伤疤，就是在前往畲乡景宁的路上不慎落水，划破了面部，为他的第一次畲乡之行留下一个难忘的“标志”与“纪念”。

　　畲民自称“山哈”，意为“山里人”或是“居住在山里的客人”。闽东、浙南的畲民都说自己是从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迁来而逐渐定居下来的族体，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当地汉人视他们为外地迁来的陌生人，畲民自称为“小姓人”，称汉人为“大姓人”，畲汉之间的民族界限一清二楚。此外，畲民在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要素在畲民识别中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畲民中广泛流传着的“盘瓠传说”，反映了他们原始社会残留的图腾崇拜，而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感情，升华为畲民的独特标志，使畲民成员都共认大家同属于一个始祖，用以表示本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维系着他们成为不同于汉族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学者们在这次调查中，还剖析了畲民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畲民与瑶族的渊源关系，结果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三、几经周折的土家族识别工作

　　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颇为曲折的是土家族的识别工作。土家族是分布在湘鄂川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无本民族文字，一般通汉语文。千百年来在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压迫下，土家人民艰苦创业，变荒山为良田沃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土家”作为民族称谓的出现，是和汉人迁入当地直接相关的。宋代以后汉人陆续迁入土家族地区，特别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汉人大量迁入。为了和汉人区别开来，“土家”人用汉语表达时自称“土家”，称迁入的汉人为“客家”。但长期以来，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直没有得到认定。

　　1953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调查组会同湖南省有关部门到湘西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在湘西土家族聚居区域，潘光旦、王静如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语言调查,形成了在土家族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3篇调查报告。潘光旦充分利用实地调查和有关民族志资料，又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清理、上下求索。高度近视的潘光旦花了4年时间，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摘录了1359张有关土家和古代巴人的卡片，证明“土家”不是该地区的苗、瑶，也不是古代的“蛮”、“僚”。再从土家的自称“毕兹卡”(“卡”意为人，古代的巴人也自称“毕兹”)以及语言、经济、社会、习俗、信仰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古代的巴人进行比较，结果证明这些特征只是巴人与“土家”有。他以动态的观点，上溯“土家”与古代巴人的族源关系，无不环环相扣，从而弄清了土家族的源流，得出极具说服力的结论：“土家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同时，王静如的研究指出，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学者们开展的民族语言调查及其研究，为土家族民族识别与认定奠定了基础。

　　确认一个民族需要科学根据。为验证相关结论，潘光旦不惜拖着残疾的身体亲自到湘西。一次，他要到一个土家山寨调查，因为公路被挖断，潘光旦只好弃车步行。他撑着双拐，一直走了三四公里路才到达目的地，然后又是同样返回。据和他同去的人回忆，老人的两个肋下因为拐棍撑着，都磨起泡了。

　　几经反复，中共中央统战部终于在1957年1月发文，正式承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四、最后确定的民族——基诺族

　　基诺族是迄今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景洪县的基诺山和勐海、勐腊等地，人口两万多。新中国成立前，基诺族一直是刀耕火种，上世纪50年代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过去，基诺族被认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1958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的杜玉亭在基诺山上，看到了文献上曾经记载过的“三撮毛”，即指人的头心上留一块头发，然后左右两边各有一块头发。由此他对基诺人是彝族支系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当时的杜玉亭刚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负责分工编写彝族史。那时的基诺族还叫基诺人，因为彝族的支系很多，当时已确定的就有几十个。彝族的社会形态也很丰富，有奴隶制，也有农奴制，而基诺人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如果确认他们为彝族，那么彝族就是一个社会的活化石。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杜玉亭感觉这些人既不像是彝族、傣族，也不像其他民族。

　　在杜玉亭看来，基诺人虽然没有单独的文字，但有很多民族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这些鲜明的文化特点让杜玉亭感觉自己不能轻易下结论。

　　此后因为复杂的社会形势，杜玉亭的研究被搁置了。“文革”结束后，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提出集合全国力量编写一本反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书，这个时候基诺人的学术价值又重新被提出。于是，包括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内的三四十人又一次到了基诺山，专家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单一民族。

　　1979年6月6日，国务院正式确认基诺为单一民族，从这一天起，“56个民族”这一标志着平等、体现了团结的特殊称谓就诞生了。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