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关  凯《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

　　亲属乡邻之间的互助关系维系塔吉克社区的和谐

　　关凯（以下简称关）：杨老师，您长期从事社区研究，特别是关于新疆一些少数民族社区的人类学研究。那么，在您做过田野调查的社区当中，您认为在社会结构上最有特点的社区是哪一个？

　　杨圣敏（以下简称杨）：是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社区。我去过塔什库尔干很多次了。第一次是在1992年，我在加拿大学习时师从尹·维特克教授，他擅长研究艰苦环境里生存的人群的特点，包括社会组织的特点、人际关系的特点。那时我们一起去塔什库尔干做关于塔吉克民族的调查。此后，又多次前往那里。2000年，为了开展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研究，我又去了塔什库尔干，在那里做了500个家庭的调查问卷。当时，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县）人口大约有4万人，其中约3.5万人为塔吉克族农牧民，那里的农牧区几乎100%为塔吉克人。据塔县政府统计，2005年该县人均年收入已提高到了900元，但在新疆仍是最低的，但是，那里的社会治安却是最好的，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这个县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公安局的拘留室也没关过人，这在新疆的各个县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中国也非常罕见。

　　关：这和宗教有关系吗？

　　杨：应该说关系不大。塔吉克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与新疆其它穆斯林民族相比，宗教活动在塔吉克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据显著的位置。新疆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的地方，“文革”之后，清真寺的数量大增。1984年我去新疆时，那里有9000余所清真寺，现在已经发展到2.6万余所。这些清真寺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这10年间，在新疆部分地区弥漫着一种宗教狂热，宗教的影响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一方面是“文革”结束后，民族宗教政策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从全球大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对宗教的压制有所减轻，宗教开始复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相比，新疆的穆斯林人均拥有清真寺的密度是全球最高的，比中东、阿拉伯地区都高。在维吾尔族聚居区，每个村至少有一所清真寺。而塔县有24个乡，平均一个乡只有一所清真寺，而且寺里平时很冷清，没有常住的阿訇。

　　关：也就是说，在宗教活动上，塔吉克族和自己的邻居们很不一样。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杨：我在2000年所做的500份访问调查结果显示，与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相比，塔吉克人中60岁以上老人比率最高。这说明塔吉克族人均寿命相对较长。塔县属于喀什地区，2000年时，喀什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1500至1600元，而塔县只有600元。可以说，在自然环境、物质条件方面，塔县都非常艰苦，但是这里社会安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深入塔吉克社区生活，就会发现，塔吉克人主要依靠的是家族、亲属、乡邻。他们实行族内婚，亲戚、本村人、本乡人是择偶的首要人选。因为都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选择配偶，所以塔吉克人的婚礼常常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参加。我去过一个乡，那里只要有婚礼，全乡400余户人家，每家都会有人去参加。那里地广人稀，生活在同一个乡的人彼此之间都会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

　　关：从塔吉克族的人口规模上看，塔县的当地社区似乎应该是一个联系密切的亲属网络。因此塔吉克族对外部资源没有那么多的依赖，有一套自身的价值体系、权威体系和救助体系。

　　杨：对。也就是说，塔吉克社区主要不是靠政府、宗教维系，而是靠亲属乡邻之间的互助关系维持。这种传统的互助关系使塔吉克族个体得以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塔吉克族为什么实行族内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强这种互助体系。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看，塔县位于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寒地区，塔县离喀什地区最近的一个城市约有300公里，全是山路，交通不便。上世纪50年代初，走完这段路程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所以塔吉克人不会轻易下山，维吾尔人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不愿上山。而且塔县西边是海拔5000多米的冰雪高原，当地人也不愿穿越冰雪西行。这样的自然环境足以造成文化的隔离，决定了他们无法过多地依赖外部资源。

　　关：那么当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杨：政府一直想帮助塔县塔吉克人发展，而政府也深知塔县社会稳定，治安情况很好，塔吉克族群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很强，“东突”、“疆独”势力在这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塔县与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该县的边境线就长达880多公里。县里的边防力量很有限，漫长的国境线的守护需要依靠广大塔吉克族群众。如果发现有人有偷越边境线的企图，塔吉克族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关部门报告。

　　关：看来塔什库尔干是一个相当和谐的社区。

　　杨：塔县的塔吉克族群众拥有一种安定的、非常好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使塔吉克族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维持比较和睦、安定、长寿、快乐的生活。这就引发了我们对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思考。并不是说我们赞赏塔吉克族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生活品质并不单单意味着物质生活。当地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开发塔县。以前塔县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牧业，不过在许多人看来，畜牧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大力推行农业。当地农业发展到巅峰状态时，有80%的塔吉克人开始种地，把草场开垦为农田。可是塔什库尔干这样高寒的地区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的举措也没有增加塔吉克人的收入，几十年来，塔吉克人收入的变化并不大。然而塔吉克人坦然接受了这一切，他们深知，政府也是出于好心，希望帮助自己发展。

　　关：这种心态是否也和塔吉克族的传统文化、生活观念有关呢？

　　杨：新中国成立以前，当一些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时，塔吉克人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探险家们认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塔吉克人虽然贫穷，却很诚实。我想，这种诚实源于塔吉克人的亲缘体系，塔吉克大家庭培养的是互助、诚实的人，如果不具备这种品质，则无法在大家庭中立足。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如果我们要推动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提高人均收入还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否适合当地人民的实际情况，是否能带给他们和谐安定？从这点出发，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经济不应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

　　关：我们在谈到发展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进化论的假设，假设传统社会必须向现代社会转换。现在我们就需要思考这种转向对塔吉克人而言是否有意义。现代性是一种强调个人主义的制度体系，每个人都需要以个体的方式参与社会竞争。塔吉克人有如此紧密的家族纽带，这种纽带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如果突然肢解了这种纽带，会出现什么情况？

　　杨：这会导致传统社区的崩溃。经济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对于那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和民族而言，如果突然强加给他们一种现代的价值观，以一种新的模式破坏其原有的社会模式，并不是一件好事。过去，人们以为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全是落后的，便试图全面改变它，可是这样做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关系模式，导致社会失范。不过塔吉克族的情况就有所不同。50多年来，塔吉克人的生产方式没有变，转场需要骆驼、牦牛，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可能完成搬迁，这样庞大的行动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不可能完成。政府划分草场后，人们又将各户的牛、羊、骆驼等牲畜分别集中到各个牧场放养，各户分工合作，依然维持着集体化生产。

　　关：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对不同少数民族的不同性质的传统文化表示出特别的尊重。我们是在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制定政策、展开实践。您认为对草场的划分是否会侵蚀塔吉克人原有的社会文化体系？

　　杨：原来塔吉克人的冬牧场划分较明确，春、夏牧场划分并不清晰。经过50多年的努力，政府发现很难改变塔吉克人的生活状况，于是决定拨款帮助塔吉克人走下大山，从事农业生产。从2000年开始，政府投入了3亿元帮助1万塔吉克群众搬迁下山，但是多数塔吉克人不愿离开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基于那种环境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让塔吉克人搬迁并非良策。如果离开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就不是塔吉克了。比如，他们高鼻深目的体貌特征与多数风俗习惯都是与高寒的环境相适应的，搬迁下山，进入温度很高的塔里木盆地生活，并不适合他们。他们一直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如果突然之间完全变成农民，他们还需要很长时间从头学起，以适应这种巨变。同时，这种变化会完全冲破塔吉克人原有的家庭关系，使他们无所适从。

　　关：人类学常常需要变换观察的角度，选择使用主位观察，还是客位观察。有时外部提供的“帮助”，对于受助者而言可能就是添麻烦。塔吉克人拥有这么长的人均寿命说明塔吉克社会体系很完善，人们的压力也比较小，基本生存有保障，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这就引发了一种困惑：到底“帮助”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平等互助，还是居高临下的？

　　杨：过去我们是从农耕民族的角度看待所有的民族，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优于游牧、狩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实行退耕还草等政策，但是人口较少民族还没有完全享受到这些政策，他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在提供“帮助”时，首先要看施助者是否尊重受助者的价值观、传统文化，是否在保持原有价值体系、文化体系的基础上帮助对方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往往会把受助者原有的东西全盘否定，认为自己的才是正确的、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应该立足于塔吉克社区原有的文化基础为之服务，破坏原有基础的做法就不可取了。政府用3亿元安顿1万塔吉克居民，平均下来每位塔吉克人都有3万元的补助，如果把这笔人均3万元的资金用在他们的社区，在塔吉克族的传统生活中引入一些现代的因素，那就可以干很多事情，或许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关：按照我的理解，您认为塔吉克人现在保留的这套传统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您这种声音能得到政府的认同，并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吗？

　　杨：很难。很多人仍将经济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

　　在选择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时，不能忽视民族原有的文化系统

　　关：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让塔吉克人搬迁下山，实际上是在挑战塔吉克人原有的文化系统？

　　杨：对。这样会迫使塔吉克人放弃原有的文化系统，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完全变了。个体单位也由此出现。

　　关：您认为塔吉克文化发展的走向会如何？塔吉克人原有的文化系统能应付包括国家政策在内的挑战吗？

　　杨：塔吉克族需要政府的帮助，但要看从哪个角度帮。如果想使塔吉克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可以在基础条件方面下力气，比如保护好塔吉克人游牧的草场，投入一定资金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等，使其文化得以保存，人际关系渐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如果突然抛弃原有的文化体系，让塔吉克人进入现代社会，他们只能成为现代社会的“二等公民”，因为他们不具备现代社会要求的技术、沟通技巧、观念等，而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非常痛苦，没有尊严。而且进入现代社会带来的经济上的富足，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精神上的快乐。

　　关：那些从塔吉克传统社区走出来的个体，比如中央民族大学里的塔吉克族学生，他们是如何看待自身传统的文化系统，如何认识外部的文化系统？

　　杨：在我们学校里，塔吉克族学生不多。我遇到的一些塔吉克族干部和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社会体系走出来的渐进的过程。最关键的是，走出来的个体已经很难回归原来的社区了。

　　关：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西部开发的速度和力度，外部对塔吉克人的影响是否增强了呢？

　　杨：是的。塔县正在筹建一个大型水电站，会有很多汉族人、维吾尔族人带着他们掌握的先进技术进入当地社区。水电站也可能会在当地招收一些塔吉克族工人；交通发展起来后，养路工可能也会从当地招收；旅游业发展起来后，一些小型企业也会逐步建立。这都会对塔吉克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关：这个过程中，能看到塔吉克人的抗拒吗？

　　杨：现在还看不到明显的抗拒。其实，从宏观上讲，如果社会里一个异质的小文化群体消亡，对社会前进的步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这却是一种不人道的做法，小文化群体被压抑在社会的底层，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适应过程，直至被同化。

　　关：实际上是强大的“你”，造成了弱小的“他”的痛苦。2000年，我国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做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以后，第一次深入到社区，对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调查。这次调查之后，产生了中央第44号文件。您认为在类似的国家行动中，国家决策之中是否依然包含有某种进化论的痕迹？

　　杨：国家的投入主要是在发展经济方面，检验标准也是以经济数字为准。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如果想周到地考虑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一定非常复杂，不是修几条路、建几家工厂就能解决的。需要非常了解该民族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一起制定一个细致周详的发展计划。

　　关：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单纯的经济发展可能只是发展的一个侧面，发展还包括许多社会、文化等曾被我们忽略的内涵。从您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塔吉克社区是个非常和谐的社会，我们所期待的路不拾遗、老有所养、道德意识很强的社会状态在这里都看得到。

　　杨：塔县曾经是新疆的社会治安模范县，以后的情况就很难说了。政府本来的用意当然是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然而投放的新的生活方式却可能颠覆了原本和谐的社会体系，建造成一个新的带有剧烈内在文化冲突的社会。传统社会的崩溃，实际上会产生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威胁，北美印第安人的发展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0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