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中央民族大学有着光荣传统和历史，其前身可以追溯至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延安民族学院以毛泽东的题词“团结”为校风，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从事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作为主要任务，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干部。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共同纲领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需要，做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他在于1949年11月14日致西北局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大量吸收各少数民族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毛泽东着重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新型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并抽调了一批当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的同志进行建院筹备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中央民委（即今国家民委）开始着手筹办中央民族大学。当时的中央民委主任是李维汉，副主任是乌兰夫、刘格平和赛福鼎。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筹办人员首先起草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内容包括了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民族学院所要解决的诸如教育方针、任务、本科及训练机构的设置、教学方法、隶属关系等问题。

　　两个试行方案确定后，要报送中央批准。可是如果要按正常程序报送的话，要经过中央民委报政务院（今国务院），再由政务院报送中央审批；或者是经过中央统战部报告中央，由中央批准后，再经过政务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下达执行。为了争取时间，快些把两个试行方案报上去，李维汉想出了一个主意。当时正值国庆一周年前夕，中央准备邀请各地少数民族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担任招待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决定，在用他的名义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报送时，把这两个方案作为附件一并报上。

　　同年1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前一方案提出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中南、西南、西北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各一处。后一方案则明确规定了中央民族学院的3项主要任务：一是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二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三是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方面的编辑和翻译工作。

　　接着毛泽东也于11月30日在这两个方案上批示说“此件可抄送中央局、分局及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中央民族学院设计了红漆大屋顶的校舍

　　在此之前，政务院已经任命乌兰夫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格平为副院长，但他们都是兼职，不管学院的具体工作。最初的学院筹备小组是由民委办公厅主任朋斯克(蒙古族)具体负责，那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只在北京东城国子监附近有一个小院子，几间房子，200多名教职工，开设军政干部班、藏语文班两个训练班，260多个学员。开设藏语文班是缘于当时解放大军正向西南挺进，大好河山获得解放，川康各地军事行动十分迅速。进军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努力争取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谋求用和平方法解放西藏，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经著名学者季羡林和于道泉提议，国内若干高校的一些文科在校学生被抽调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因此这个藏语文班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就开班上课了。后来，乌兰夫又将刘春调到北京，任命为民委委员、中央民族学院分党组书记。刘春曾在延安民族学院工作过，后来又在内蒙古参加自治运动和建立自治区，对民族工作比较熟悉，有一些经验。

　　根据《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按照李维汉的想法，中央民族学院不应只招收少数民族学生，还应该招收汉族学生。因为国家不仅需要能为少数民族解放和发展而工作的人才，也非常需要专门研究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人才。1952年底，学院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并陆续建立了民族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艺术系、汉语系、研究部、预科部等教学科研单位。中央民委参事室也并到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是在1951年6月11日正式开学的，因为新校舍还没有盖好，就在国子监南面临时找了一个中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副院长刘春主持，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马叙伦以及李维汉、刘格平等人出席。开学典礼举行得很隆重，朱德、董必武等都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

　　确定校址是建院初期另一项重要工作。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现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以西，紫竹院公园以北的上千亩地被划归中央民族学院。校址确定后，建筑学家梁思成亲自设计了校舍。校舍突出了民族特色，采用了红漆大屋顶的样式。施工也很讲究，都是磨砖对缝的，因为在北京盖这么一所为少数民族培养干部的学府，不能太简陋了。当时国家才开始建设，一下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盖学校，最后学院的主体工程被安排在高梁河的北端。靠近紫竹院一带更好的地方，本来准备将来再盖，可是，当一部分校舍竣工后，北京市因为开始了大规模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就改变了原计划，只划给300多亩，即现在这个地方。

　　1952年底，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个办公楼、一个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均已盖好，中央民族学院就从城里搬入新校址。接着礼堂、图书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都陆陆续续地竣工了。

　　三、吴晗市长说，中央民族学院藏龙卧虎呀！你的名教授比北大还多

　　师资问题是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最为关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向教育部开了很大一个名单，提出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调一批教授，如翦伯赞(历史学家)、翁独健(历史学家)、吕振羽(历史学家)、费孝通(社会学家)等学者。翦伯赞是维吾尔族，可是燕京大学不放，只好聘他当兼职教授。费孝通原来是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由于院系调整清华改为理工科院校，经教育部门同意，由政务院任命他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民族语文专业相继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民族语言学家陆续到校工作，成为学校发展的基础和骨干。元史专家翁独健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专家翦伯赞担任研究部西南室主任，潘光旦成为中南民族室的负责人，翁先生也负责东北室，冯家升出任西北室的主任。吴文藻回国后，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概况”研究室的负责人。林耀华被任命为西藏研究室负责人，林先生曾担任过多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与同事李有义、王静如、王辅仁一起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素有“北吴南杨”之称的吴文藻和杨成志两位先生先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在1949年后，先是被调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后来才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工作。民族语文教育家马学良先生1951年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负责筹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任系副主任。1953年，马先生正式转入民族学院，1964年，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主任。

　　一大批知名教授汇聚到中央民族学院，给学院的发展增添了动力。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施联朱回忆，他曾参加过北京市长吴晗主持召集的一个会议。吴市长要与会人员报一下各个大学的教学阵容，他就汇报中央民族学院有多少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等。结果吴市长一听，好家伙，中央民族学院藏龙卧虎呀！你的名教授比北大还多。

　　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初期，还适应当时的情况成立了以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现状为目的的研究部。研究部的专家、学者承担和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一系列重大任务，参与了3次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即关于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确认了新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批成员，初步奠定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格局，为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依据；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首次弄清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所处的社会形态，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首次全面了解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帮助16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了文字。通过这些工作，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写出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宏观决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著名学者潘光旦主持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这位高度近视的老人，花了4年时间，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摘录了1359张有关土家和古代巴人的卡片，写出了15万字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得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后裔的结论。确认一个民族需要科学根据。为解决土家族识别问题，潘光旦曾拖着残疾的身体亲自到湘西验证相关结论。一次，他要到一个土家山寨调查，因为公路被挖断，潘光旦只好弃车步行。他撑着双拐，来回走了六七公里路，拐杖将肋下都磨起了泡，有些地方甚至渗出了血。

　　四、“苏联办东方大学，我们办西方大学”

　　最初，中央民族学院计划要办成一万人规模的综合大学，每年可招收几千名学生(包括中小学在内)。因为我国虽有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而少数民族还没有一所大学。毛泽东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第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他总结说：“苏联办东方大学，我们办西方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西北、西南)。”但是，少数民族的高中生要直接升大学很困难，考不上，就是降低分数，也很困难。像清华、北大都比较愿意接受少数民族学生，但考取的很少。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决定专门为他们办补习班，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中央民族学院就下决心办预科。预科就是培养那些年龄较大，但水平只相当于初中、小学程度的少数民族学生，有的少数民族学生连汉字都不认识，有的少数民族连自己民族的文字都没有，不办预科，他们是没有办法升入本科或到别的大学学习的。办预科的目的，一是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升入本校的本科；二是可以帮助他们升入别的高等院校。

　　预科主要是学一般的文化知识，就是把在高中和初中学过的课程有重点地重新学一遍。少数民族学生对某些课程过去没有学过，或者过去学了，水平也不够，实际上还达不到高中的水平。设立预科，就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水平。在各系的设置上，中央民族学院也做了些调整。将民族语文系开办成为汉族学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业，而将少数民族学生学汉族语言文字的专业改为汉语系。原来已经开办的历史系、文艺系，也招收汉族学生。每年招生，参加全国大学的统一考试。

　　在生活上，国家也是给了少数民族学生极大地关心。当时实行供给制，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吃中灶，而教师中，讲师才吃中灶。生活上的照顾还有很多，像发衣服，按月发放补助等等。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的马启成，1959年7月由宁夏吴忠中学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攻读民族学、民族史专业，是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6个入京上大学的学生之一。回顾起求学经历,马启成无不动情地说道:“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民族的解放,像我这样出身于贫苦回族家庭的子弟,是不可能上得起学并有书读的……”

　　自从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党中央一直对它很关心。1952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建校一周年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庆祝大会，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各少数民族的学生代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当时的惯例。在中南海的草地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家握手、合影留念。据统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共13次接见了学校的师生员工或毕业生。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还多次到校视察、听课，帮助学校解决办学中遇到的困难。

　　五、8所民族学院的建立，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

　　党中央和政务院批准下发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特别提到：“为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与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从中央至有关省、地区、县，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当时来说，这是最根本的一项任务。那时，解放了的西北、西南和中南是大片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在长征中红军也到过一些地方，但是没有什么基础；结交过一些朋友，也不是很多。一下子解放了那么多的地方，需要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去工作。汉族干部可以去帮助少数民族，又不能代替少数民族干部，而且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帮助工作，因为语言不通，困难也不少。因此，西北、西南、中南3个大区以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4省都办了民族学院，连同中央民族学院，一共办了8所。其他的民族干部训练班办得就多了，每个地委都办。西北民族学院成立得最早，在1950年8月20日就成立了，设在兰州，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和民委主任汪锋兼任西北民族学院的院长，有一大批干部在那里工作。西南民族学院是王维舟兼院长，也有一大批强有力的干部。

　　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专门成立一所高等学府来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初期，有些藏族孩子只有十二三岁就送到北京来了，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种教育，认识到祖国统一的重要，民族团结的重要。这种意识根植在他的心里，他再回去做工作时，那他所起到的作用跟汉族干部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他说一句话，等于汉族干部说一百句。

　　民族学院办得很有成效，截至1954年，8所民族学院毕业的学生已达1.2万多名，其中包括蒙古、回、藏、维吾尔、壮、朝鲜、彝、苗、傣、瑶、侗、白、布依等十几个民族成分。这批学生成了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重要骨干。此外，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短期培训等办法，还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通过这些渠道，全国少数民族的干部队伍到1954年已发展到14万人，比1949年增长13倍。现在我们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党政各级干部都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几乎在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中都有，而且是负责干部。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20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