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书香门第，天性里就有文学的禀赋，少年时作品曾刊登在《少年》杂志的开卷第一篇；

　　为了将来有一个于人有助、于社会有益的职业，他选择了医学；

　　在两年的医预科中，他渐渐意识到治疗社会的疾病更重要，重新选择了社会学及人类学；

　　他一步步坚实的足迹，一篇篇启人心智的著述，一声声激荡历史的的心音，有口皆碑；

　　很难想象坐在眼前的是位94岁高龄的老人：体态微胖，鹤发童颜，圆圆的脸上带着亲切、慈祥的笑容；略带南方口音的话语，依然高亢有力，透着博学和深刻；老人听力很好，思维敏锐，对所提问题应答自如。老人的动作说不上迟钝，相反还有些敏捷，走路稳健，但关节的灵活性大不如从前，向后扭头还有些吃力。于是，费孝通开玩笑说自己“不堪回首”。如果以1936年的江村调查为标志，费孝通的学术活动已经穿越了近70年风雨。其实，几十年那一行行坚实而清晰的足迹，一篇篇启人心智的著述，一声声激荡历史的心音，是有口皆碑的。

　　一、“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

　　尽管曾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但费孝通更愿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喜欢称自己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我最喜欢教书，我搞了一辈子教育，我也喜欢别人叫我老师。为什么呢？我认为学问是一生的事情，学问是立身之本。没有学问不行，我是把学术视为我的生命。咱们中国古人讲，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很重要啊！学术正是这‘三立’的根本，要以学为本，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费孝通培养学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那就是“亲自带着走，亲自带着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云南“魁阁”就用这种方法，培养了张之毅、史国衡、田汝法、谷苞、张宗颖、胡庆均、李有义等优秀学生。今天他更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做学问首先是做人。他不仅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在个人品德培养上也从不放松。

　　有一次，一位研究生写了一本书。按照惯例，出版时应当由导师写个序言，而费孝通曾经写过一个评语，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序。没想到费孝通坚决不同意用他的评语，也不愿意重新写序。“让社会去评价而不要去造影响。如果一定要写序，我可以请别人写，这样客观些。”费孝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代人，古今中外都还不通啊，天外有天，不要光在国内比，还要和世界同行比。我们国内学科发展耽误了20年，要靠你们去补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们还年轻，生逢可以干一番事业的时代，不要急于出名，为名所累是出不了好东西的。”

　　晚年的费孝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术反思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针对我自己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我反思”。近几年来，费孝通在许多场合，呼吁文化自觉，并且身体力行。“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现实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对中国人民完成文化自觉使命充满信心，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提出，是费孝通发自肺腑的心声，也使他的学术造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我这一生志在富民，可能是命里注定的。这牌上不正是写着要千家万户富起来么？”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富家桥弄的一个书香门第家。晚年的费孝通有一次回家乡，跟朋友们一起去寻找他的出生地时，指着墙头的地名牌开玩笑似地说：“我这一生志在富民，可能是命里注定的。这牌上不正是写着要千家万户富起来么？”

　　父亲费璞安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曾东渡日本攻读教育专业，回国后创办新式中学，后就任江苏省视学一职。母亲杨纫兰也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开办了吴江第一所幼儿园。为此，费家子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姑父为费孝通订了一份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也许天性里就有文学的禀赋，费孝通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少年》，每期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特别好的文章反复读。读着读着，他也开始拿起笔，尝试着写作、投稿。没想到，不多久他己的文章《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居然刊印上了。从此，他一发不可收，作品的位置也逐渐由后向前移动，直到刊登在开卷第一篇。自与《少年》结缘，费孝通就终生与笔墨文字相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意义的著述。

　　然而，在中学毕业时，费孝通并没有做自己的文学梦。1928年，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医预科，为了将来有一个于人有助、于社会有益的职业，他选择了学医，以便日后有本领悬壶济世。在两年的医预科的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意识到，来自社会的病痛，比来自个人的病痛更需要有人关心和医治。1929年，一个校医在口角中动手打了一个同学，学校当局袒护校医，学生愤极而罢课。费孝通因专业成绩优异而免遭开除，只是被令转学。谁知这一转，转出了费孝通人生经历中的一大转折。

　　转到燕京大学后，费孝通在择业上的想法进一步产生了变化。谈到当时的想法，他说：“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清华研究院毕业时，费孝通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到广西大瑶山去作调查。此时，他的女友王同惠也完成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3年级学业，准备一同前往。

　　为了便于一同进瑶山进行实地调查，1935年8月他们在燕京校园里举行了婚礼。随后，偕同新婚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12月16日费考通在调查时迷路，他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3年后，费孝通在伦敦出版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时，在卷首写有这样的文字——“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

　　4年后，费孝通又一次组建新的家庭。妻子叫孟吟，是个印尼华侨，曾在印尼当过小学校长。为支持费孝通的工作，孟吟婚后，一度不再工作，而是尽力照顾丈夫和孩子。解放后，她曾在中央民族学院资料室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脑病停薪留职在家多年，于1994年12月病逝。

　　三、“有人说我像‘弥勒佛’，弥勒佛好嘛！心胸开阔，大肚能容”

　　可又有谁知道，这一个“容”字包含了他几多屈辱，几多艰辛。从1950年开始，费孝通专心于少数民族事务。这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到贵州去做少数民族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他率团在苗区调查40余天，常常徒步深入到苗族聚居区，接触苗族同胞的日常生活。次年6月，费孝通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后来，他出任过民盟中央常委、文教部长等重要职务。

　　1957年，一场急风暴雨袭来，反“右”斗争开始。费孝通作为“章罗联盟的军师”被点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纷至沓来。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费孝通的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均被撤消了，只留下了个教授头衔。费孝通曾说：“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既有课可教，却不能去做社会调查、写东西，那孤寂清冷的生活可想而知。

　　1966年，随着“文革”的兴起，整个中国开始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中央民族学院被整个端到湖北潜江，建立起民院五七干校。费孝通也结束了在民院扫厕所、挨批斗的日子，来到了湖北开沟平地、收麦种粮……劳动生活不仅没有使他感到艰苦、不堪忍受，反而让他有一种接触并进入新生活的愉悦，只是想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获学术研究条件而茫然惶惑。在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中，费孝通体验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常常自嘲晒得黝黑的皮肤 “如非洲人士”。他当过炊事员，也被分派过邮递员的工作，并学会了盖房、种棉花。多年患有哮喘病的费孝通，到干校后居然在1年半的时间里没有生病，出得满勤。

　　费孝通说：“这些年的经历对我也有好处，我体味着人生，特别是通过劳动，接触到真正的农民生活，同时也懂得了什么是社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与人合作并最后一人统稿完成了《世界史纲》这部巨著的编译工作，为中国以至世界人类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四、“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就提出“工农相辅”，主张工业下乡；80年代，乡镇企业如星火燎原，半个世纪的梦想变成现实，“草根”工业撑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数情况下容易看到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不大容易看到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使这两种差距重合叠加在一起，于是使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两重意义。费孝通十分清晰地洞察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东部和西部的差距里包含着民族经济水平的差距。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通过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可以使当地的少数民族进入现代文明，与汉族共享繁荣，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为此，即便到了垂暮之年，他不顾车旅颠簸之累，一次次涉足交通不便、闭塞偏远的西部贫困地区，走访少数民族聚居区，思索着脱贫之路。

　　几十年来，费孝通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写出的《行行重行行》一书中，《包头篇》、《赤峰篇》、《阿拉善之行》、《甘南篇》、《临夏行》、《话说呼伦贝尔森林》、《重访云南三村》等文。我们看到了他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足迹。20多年来，费孝通每年都有1/3的时间“出门求师”，他说：“我的老师遍天下。老百姓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我就去当学生，向他们请教。”

　　每到一处，他都尽可能下到最基层，走访城市居民或农民家庭，考察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他说，搞调研光听汇报不行，必须和老百姓接触才能真正掌握第一手的东西。费孝通的请教，让老百姓觉得亲近可敬，也曾使不够深入的干部陷入尴尬。一次，一位县委书记对费孝通讲起当地用地窖储藏水果、实现水果保鲜的事。费孝通问：这办法是谁最先想到的？是怎么想到了？这个事是谁最先做起来的？是怎么做起来的？要投入多少钱？……一连串的问题，书记一个也答不下来，只好表示“我们一定会了解清楚”。事实上，也许这位书记还没得及布置，费孝通当天下午已经为此走进了农户。

　　费孝通十分注重西部人文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他说：“有关西部开发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但都是偏重于物质方面的经济问题。物质方面是很重要，但精神方面，也就是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重要。西部是一个多民族集中的地方，长期以来，不同的民族创造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历史、民俗风情和多姿多态的民族艺术。这些西部特有的人文资源，不仅需要我们去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还需要我们去开发和利用它们为我们新的时代服务。”他提醒人们，对西部的人文资源要合理开发，注意保护，可以把这些人文资源作为一个突破口，从旅游业入手，发展西部经济。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纵深发展，费孝通的社会研究区域不断扩大，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后，又从小城镇走向更广阔的区域发展研究，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超越行政区划界限的经济发展现实。他发挥民盟优势，推动跨地区经济协作，探索参政议政之路，创造了一个流动的“稷下学宫”，议而不治。

　　费孝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壮心未已。他说：“在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继续靠脑瓜子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

　　费孝通的学术人生：

　　1910年11月2日，诞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

　　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

　　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回国后，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费孝通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7年，费孝通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其在反右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1980年，费孝通领衔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收入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