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从来都是国家安危所系的重大问题。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发展模式在我国目前的区域增长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它表现为典型的以人力资本为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这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式，也是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模式。“延边模式”直接传递了延边发展的机遇和导向所在，即在有效地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实现各民族多元共存、多元共兴，这可为破解“少数民族参与新时期和谐社会构建”难题提供宝贵的经验。

　　为什么要提出“延边模式”？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我国东北边境，全州760多公里边境线上共有5个边境县（市）、17个边境乡镇、90个边境村屯、286个边境村组；边境人口有15万，其中朝鲜族有9万多人，占边境人口总数的60%以上。延边作为东北经济区的第二个出海口，具有“依托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交界三国（中国、俄罗斯、朝鲜），洲际三联（在亚洲、欧洲和美洲海陆运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重心三叠（东北亚区域经济、人口、地理三个重心交汇）”的区域特征，以及各方面要素的空间集散能力，不仅是吉林省对外开放、合作的前沿，而且在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发展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考察延边州的独特发展机制及其在新时期的战略发展空间，适时总结、提炼和创新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的“延边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之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深度协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时期。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对国内各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和过程进行总结、研究、理论提炼和实践推广，是十分必要的。

　　其二，国务院已正式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2009年9月9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地区已成为国家下一步发展战略实施的前沿，成为国家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模式创新的前沿。东北地区有必要及时进行具有创新性的发展设计和模式提炼，树立新的地区发展形象。

　　其三，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事关新时期我国社会和谐发展全局的大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民族地区仍然少有成型的系统理论总结和成功经验研究，缺乏真正有别于传统工业化思路、高度契合科学发展观的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系统研究，以填补空白。

　　其四，延边州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民族自治地方，近年来显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表现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开放型现代经济特征和非常独特的和谐发展潜力。这种发展形态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推广价值？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

　　其五，吉林省已建立长吉图开放带动先导区，“长吉图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带动我国内地近海对外开放新模式的形成。延边州的产业演进、空间布局以及城市间的功能协同方式，成为先导区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此情况下，结合长吉图战略和延龙图一体化进程，创新基于延边州自发发展动能且兼容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与长吉图内地开放战略的“延边模式”，研究“延边模式”在开放先导战略中的作用空间与作用形式，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六，受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在区域合作方面，受冲击国家的外向度与外向合作倾向将发生结构性调整，直接影响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导向的经济体；在国内外产业链分工方面，国际产业资金流向以及产业转移格局发生变化，常规加工业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能源、资源等源头产业和农业、生态等绿色产业的利润空间暴增。这两方面的变化都直接影响到延边的后续发展，研究“延边模式”，创新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

　　什么是“延边模式”？

　　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所提倡的发展路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良性兼容，并坚持以人为本的终极社会价值取向。这一主题的发展脉络（如上表所示）体现了从加速增长到科学发展，从经济统筹到社会统筹，从二产主导到三产推动，从资源集聚到区域协同，从财政为主到藏富于民，从以GDP为纲到以民为本的过程，与已有的多元模式之间存在着基于实践沿革而梯度跃升的内在逻辑。

　　对主体机制的分析表明，延边州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为典型的以人力资本为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这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式，也是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模式，在我国目前的区域增长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

　　这一模式以延边州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禀赋为基础，高度依赖朝鲜族作为东北亚地区跨界民族的属性。受政治、地理、历史、文化、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延边州表现出了极具地缘、族缘特色的沿边开放特征。延边依托这一特征，充分发挥与朝、韩等国的文化共通优势、语言相近优势和血脉关联优势，有效利用延边被东亚发达经济体环绕的特殊区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劳务经济格局，即以延边朝鲜族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与输出为基础，实现人力资本与货币收入的对流。通过劳务输出、收入回流，延边州实现了明显的藏富于民，一方面为区域发展积累了深厚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为公共财政专注于民生、公共福利、社会和谐创造了支撑条件，同时也为人与生态之间宽松的互动关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由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是以人的进步与价值实现为前提的，对于区域内人本特色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模式的机制传递过程大体如下：由人力资本的生产、增值及输出驱动，实现民间资本大规模流入，居民消费力大幅提升，推动以生活消费为驱动、常规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大规模增长，促进产业结构提升、政府财政公共支出能力提高、民族教育水平上升，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的输出能力和质量，形成下一轮增长循环。

　　民间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一方面减轻了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现有区域生态环境与资源在条件成熟时实现产业化，尤其是实现旅游等低污染行业的产业化，从而营造较好的人地关系模式。

　　简言之，延边州通过对我国朝鲜族特定地缘、族缘优势的开发，推动了劳动力与民间资金的双向流动，这一流动通过上述多重机制的叠加与传递，形成了有利于区域内多系统（经济、社会、生态、民族）复杂均衡的持续性效应、和谐性效应、人本性效应和民生性效应，并产生各系统间的良性循环，构成了极富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有效模式。这就是“延边模式”。

　　“延边模式”有哪些特征？

　　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性。延边州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据测算，2006年以来，延边州GDP和人均GDP逐渐表现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增长势头，不仅2006年以后绝对增速大幅提升，而且2007年环比增速也高于吉林省平均水平。延边州府延吉的发展水平，连年居于全国同等级别城市的前列，2005年至2007年位列全国百强县（市）之一，2006年成为东北十强县（市）之一。2006年，延吉市的三产结构比例为2.0：40.7：57.3，优于全国和吉林省平均水平，体现出较高的经济发展层次。

　　以人为本的高度超前性。延边州把劳务经济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持，充分利用朝鲜族特有的人缘和地缘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及时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等“一站式”服务，积极引导城市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推动劳务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居民收入迅速增长。统计资料显示，1989年至2003年这15年期间，出国劳务累计给延边州带来40亿美元的收入。据调查，1996年国外通过银行汇入延边州的劳务资金折合人民币13亿元，首次超过了延边州当年的财政收入（11.8亿元）。1998年至2003年，延边州居民境外汇款收入逐年增加，且呈跳跃式发展：1999年突破1亿美元，2003年达到6.5亿美元。这些汇款以居民储蓄为主要形式存入不同的商业银行，使得延边州居民存款数额持续高速增长。

　　民族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延边州每万人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为549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全州共有各类科技人员12.4万人，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567人；中专毕业生和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占全州人口的比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当前，延边州朝鲜族人口发展已经处于较高阶段，完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即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特征。

　　高度的开放性。延边州地处中国、朝鲜和俄罗斯3国交界处，又是朝鲜族聚居区。劳务输出是伴随着中韩建交及双方合作关系日益密切而快速发展起来的，开放性非常突出。

　　生态环境优越，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延边州生态环境优越，全州面积4.27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80.3%；有50多种金属矿和多种非金属矿，其中煤炭、石灰岩等保有储量居全省首位；有大小河流487条，人均水量为全国人均的2.2倍。作为东北地区的生态屏障，延边州在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也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延边模式”是“人口输出的资金净流入模式+藏富于民模式+强消费弱生产型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的倒梯形发展模式”的综合体。这种全新的城市化、现代化模式，既避免了传统产业难以升级的弊端，也绕开了因照搬传统工业化模式而丧失自我、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以致后发难追的前辙，它采取了部分的、有限的、有节制的工业化，充分利用区域内可再生资源，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社会得到发展进步，人口素质得到提升。

　　社会和谐性。朝鲜族自古就注重礼仪，较强的共同体意识让他们喜欢聚居和热闹，能歌善舞的特点让他们喜欢将娱乐作为交际的手段。在延边州，娱乐消费场所非常多。延边州人均存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消费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吉林省8个主要城市中，延吉市的消费水平排在第一位。如今的延边州歌舞升平，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