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规约力量，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文化基因。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云：“天下定于一。”秦汉时期首次实现统一的多民族政治格局。汉代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经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元、明、清三代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的民族观，雍正皇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纵观中国的发展历史，统一的多民族国情既是我国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一词源于《春秋·公羊传》，这里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周天子在整个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秦汉一统天下时，所统辖疆域不断扩展，域内民族逐渐增多。为了满足强化中央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需求，董仲舒汲取其他学派思想改造儒家学说，适时地提出大一统思想，并将大一统提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历史高度。自汉以降，大一统既是王朝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并逐渐演化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汉族皇帝承天命而御众生，还是少数民族领袖入主中原而承继大统，都遵循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以国家统一、四海抚定为首要政治任务。

　　大一统思想滥觞于先秦时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系统的、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脉络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一致推崇，形成一种强大而持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超稳定结构体”。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类似于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繁荣太平年代，还是诸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年代，中国域内各民族真正保持不变的是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与渴望。

　　二、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的华夷一统观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就是华夷一统思想，其实质就是多民族的统一。这种思想既承认华夷之别，又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内地和边疆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春秋以前，多以“夷夏有别”“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思想为主。秦汉之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王朝的统治者更加强调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的华夷一统民族观。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发展历史一样，华夷一统观也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入为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学者认为，唐朝贞观之治和清朝康乾盛世的产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华夷一统与大一统同时发轫于先秦时期，此时的华夷观是一种以礼仪和教化为区分标准的文化族类观。

　　春秋战国之后，秦汉首次实现大一统，域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通婚更为普遍。因此，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大一统思想上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历史高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大分裂和大动荡时期，但同时也是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强化了整体性。隋唐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四百多年的动荡历史，中国再次实现大一统。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开明的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华夷一体”，并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正是隋唐时期华夷同重民族思想的体现。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地理和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虽不复存在，但文化和思想上的大一统理念依然主导着各分立政权之间的“正统之争”。宋是以汉人为主体所建的王朝政权，统治者多将辽、金、西夏视为蛮夷之地。辽为契丹人所建政权，契丹人称“辽之先，出自炎帝”，自己所建政权为“中国之北朝”，称宋为“中国之南朝”，并随时准备承继天命、统一中国。金为女真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同样自称为中华正统，所以海陵王完颜亮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大一统政权，结束了晚唐之后长达四五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汉文化经典，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元朝的疆域空前扩大，北至阴山，南达南海，东连东海，西极葱岭，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以及台湾和南海诸岛皆在元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立行省、中央设置宣政院，并提出“天下一家”思想，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强化了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

　　明、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都坚持着华夷一统观。明朝建立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称“朕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及至清朝，雍正帝认为：“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版图，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努力下，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统治者推崇的华夷一统思想也促进了治下各民族的交融和发展。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的华夷一统观形成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及天下观的认知结构内，古代的民族认知大多源自文化差异与文化边界，不同于现代国家与主权格局下的民族认知。

　　三、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中华民族观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古代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理论基础和伟大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将民族主义思潮带到了中国。在传统的王朝国家模式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逐渐提出了既有别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又区分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观，即中华民族观。

　　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认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杨度是晚清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论述了中华民族与汉、满、蒙、回、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杨度认为，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民族整体即“中华”，而且这一民族整体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杨度的“五族合一”理念初步具备了近代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并成为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孙中山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其民族观经历了由最初的“排满论”到“五族共和论”再到“国族建构论”的转变历程。20世纪初，晚清腐朽的封建专制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最大障碍。革命派为了鼓动民众的革命情绪，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辛亥革命胜利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得以实现，孙中山继而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新内涵。1912年，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孙中山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然而这种主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难得以实现，并且除汉、满、蒙、回、藏这5个民族之外，中国还有其他民族的存在，“五族共和”并不能代表国内所有的民族。孙中山游历欧美诸国之后，提出了以民族熔炉模式为主要内容的“国族建构论”。他主张“汉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其民族思想的转变也反映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初期的大体发展历程。

　　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民族理论不断成熟和完善，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认识也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体系。在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方面，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基于共同的历史叙事、共同的发展基础、共同的前途命运，建设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后，国内学者围绕中华民族的实质展开了学术讨论，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是民族复合体”“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等理论成果。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受到国内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词汇变化，更是国内民族工作理念和民族工作部署转型的标志。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和建构路径，国内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共同体，二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历史文化群体）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与反映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植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孕育、发展的历史之中，自觉于近代列强围攻中国的困局之中，勃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关注短板、提升政治认同、规范民族理论传播、坚持正确道路、发挥好制度功效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融合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内的共同体认同，是作为上位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向表现。

　　五、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始终保持着对统一安定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渴望和追求。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是中华儿女强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来源，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政治文化基因。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塑造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整合方面，大一统思想都起着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大一统思想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