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杨优臣 何继春

　　出版单位：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作为一种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达斡尔语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轨迹。但受清朝统治者“南迁臣民”和“分而治之”政策影响，因分居不同地域和交流隔阂，达斡尔语内部产生了一定的方言分歧；加之没有传统文字，各方言之间难以规范，使得许多优质的母语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流失。其中，就包括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达斡尔语词汇。

　　长久以来，达斡尔族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母语的保护和规范之路。从清中期始，部分达斡尔族知识分子利用在满文字母基础上形成的达呼尔文记载民族大事、辑录家谱，甚至创作文学作品和撰写论著。达呼尔文虽然主要在部分方言区的达斡尔族文人中使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达斡尔族母语资源的保护和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1892年出版的《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是最早使用达呼尔文编撰的首部达斡尔语工具书。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达斡尔文字创制和达斡尔语规范与保护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推行和普及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内出版了一批达斡尔语工具书。

　　迄今为止，已有近20部达斡尔语词典问世，分别涉及达斡尔语与满语、汉语、蒙古语、哈萨克语、日语等。其中，恩和巴图编纂的《达汉小词典》是其中最为流行、使用区域最广的一部小型工具书。后来出版的语言学专业工具书《达斡尔语词汇》《达斡尔语分类词汇集》，以国际音标标注，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读者群。

　　广大读者始终希望有一部“不同专业读者群可以共享且极具特色、使用便利的工具书”。2017年6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修订版）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本词典有以下几个重要特色，使其有别于同类工具书：

　　其一，体现了语言资源保护的自觉性和前沿意识。该词典“把达斡尔语言以较为完整的文化形态留存于历史”的初衷贯彻词典编撰始终，旨在为达斡尔语言资源保护作出独特贡献。所有参与者都坚守这样一种理念，且以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力争极致、追求卓越。编撰者视野广阔、高屋建瓴，兼顾辞书的学术品质、业内规范和不同读者的需求，极大地拓展了词典的各种功能。

　　其二，凸显词典的本质属性并兼顾特色。该词典采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标音，同时加注国际音标，并对每个词均加以语素音节划分。这种独特的“宽式”加“严式”的标注形式获得了多赢的效果：一方面体现了齐齐哈尔方言口语的特点，即某些尾音节弱化音不予以标注；另一方面照顾到初学者或其他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括弧内还原其实际的省略读音。另外，这种做法也为学术研究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词典以释义性为编撰体例，体词变格、动词变位等都给予了详细注释，还提供了例句，对某些特色词和文化词均加以扩展性注解和说明，这也是该词典的一大亮点。

　　其三，数易其稿，经历了数十年的补充和完善过程。该词典最初以胡和的《达斡尔语对照词汇》为基础蓝本，以著名语言学家欧南·乌珠尔的《达斡尔语概论》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为主，历经数十年补充和完善，前后参与编写工作的多达数十人。多位德高望重的达斡尔族前辈先后过世，未能见证词典的出版。在长达35年数易其稿的过程中，为使该词典功能完备且规范标准，在出版了使用本的基础之上，编委会特意在北京召开语言学专家和辞书专家座谈会，征求业内人士的修订意见。为充分兼顾其他各方言特点，编撰者辗转达斡尔语各方言区，分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等多地走访了30多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富拉尔基区、富裕县等地走访了近70人；在新疆塔城市召开了有20余人参加的《达斡尔语词典》修订工作座谈会。修订本经补充完善后，主词条增至10790条，尤其是增加了1400余条方言词，兼顾到各方言的特点。另外，增加了体词变格和动词变位，补充了部分例句，尤其是增加了汉文索引，更有利于读者查阅。

　　《达斡尔语词典》的编撰与出版凝聚了各方力量，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也是各级政府、相关学会、专家学者等合作的成功个案。词典由黑龙江省达斡尔族研究会、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和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区政府共同组建编委会和编辑组。编辑人员包括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资深专家，也有精通达斡尔族母语的教师、干部等人士。在长达数十年的词典编撰过程中，政府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该词典的“试用”和“修订”。

　　从专业角度来说，该词典虽然还存在一些诸如拼写法、词汇选择、释义等方面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从语言资源保护视角来审视该词典，其已完全具备一部现代工具书的所有功能。其显著的特色独树一帜，在达斡尔语乃至整个民族语言辞书界堪称经典。其所兼具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必将凸显其社会、文化价值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多重效益。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