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反对移民法游行 资料图片

　　美国族裔冲突的六大诱因

　　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族裔人口构成和族际关系状况均极为复杂，并且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

　　回溯历史，美国曾经实行过奴隶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遗毒至今。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熔炉说”、“色拉拼盘说”、“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涌起，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问题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美国政府也开始施行“平权法案”等客观上有利于少数族裔群体的一些政策措施。美国的族裔关系整体上有所缓和，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但事实上仍是“暗流汹涌”：美国各族裔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利益矛盾众多且尖锐，还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仇视情绪，以及由于改变移民政策、管理措施导致新的族裔间摩擦等，使得近年来美国的族裔冲突仍然时有发生。

　　21世纪头10年，全美各地发生了多起族裔间冲突，这些冲突在引发原因、规模和激烈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从诱因上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述六种类型：

　　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或其他司法不公案件所引发的族裔冲突，典型案例有辛辛那提族裔冲突（2001年）、密歇根州本顿港族裔冲突（2003年）、耶拿6少年游行示威事件（2006年）和德克萨斯州帕里斯镇种族冲突（2009年）等；

　　由于制定（或修订）有关移民的法律法规引发的族裔矛盾，典型案例是激起大规模争论、抗议活动的亚利桑那州移民法（2010年）；

　　由于价值观、政见不同引发的族裔冲突与摩擦，典型案例有托莱多族裔冲突（2005年）、密苏里大学族裔事件（2007年）等；

　　少数族裔之间爆发的冲突，典型案例有一系列华裔遭袭案（2010年）、加州监狱种族冲突（2010年）等；

　　教育环境下的族裔冲突，典型案例有洛克中学族裔群殴（2008年）、费城学生集体攻击事件（2009年）等；

　　传媒不实报道与政治人物（或其他名人）的言辞、行为引发的族裔风波，例如韩餐馆“狗肉事件”（2001年）、中餐馆“鼠肉事件”（2007年）等。

　　政府在族裔冲突中的应对

　　美国政府以“三权分立”为基石，因而，在面对复杂尖锐的族裔冲突时，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由行政、立法、司法各个部门相应采取应对举措，不仅如此，美国的各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宗教、政界、商界的著名人物，也为促进族裔关系缓和做出多种努力。具体而言：

　　首先，行政部门的应对。

　　遇到较大规模的族裔冲突事件后，美国的各级行政部门往往运用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发布宵禁令以及成立专门处理机构的办法来处理。例如，在辛辛那提族裔冲突扩大升级为暴乱之后，该市市长很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实施无限期宵禁，同时请求国民警卫队支援。由于措施得力，在短时间内就控制住了局面。后来该市进一步宣布要成立专门的“种族关系委员会”， 用以协调族裔关系，以避免类似的族裔冲突再次发生。

　　其次，司法部门的应对。

　　面对族裔冲突，美国的司法部门通过立案调查事件与涉案人员、重新审理案件或者酌情减刑等办法来缓解族裔矛盾，平息事态。美国警方有处理族裔冲突事件的经验与手段，如举行游行示威必需经过严格的申报审批程序，如果未经审批就举行游行集会，警察会警告并强硬执法，实施驱散、逮捕等行动。在冲突发生后，警方也有多种手段能够较快速、有效地实施隔离人群、监视和控制骚乱等。例如，耶拿6少年受到种族歧视被过重判刑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和一系列游行示威。迫于舆论压力，地区检察官决定重新审理案件，最后审理的结果是把黑人学生严重斗殴的程度减至二级，上诉法庭也撤销了对1名黑人少年的指控。

　　第三，立法部门的应对。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制定与修改法律、法规，会对各族裔的利益、地位和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如前面提到的亚利桑那州反移民法就是典型的一例。

　　亚利桑那州位于美国西部，与墨西哥接壤，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该州，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与族裔矛盾，治安形势严峻。因此，2010年春季，为了选区和选票考虑的州议员们，大力推动州议会通过了针对非法移民的严厉法案——准许警察只要怀疑当事人为非法移民，即使没有法庭拘捕令，也可以进行盘查甚至采取拘捕行动；法案还规定，在该州居留的移民必须拥有有效证件证明其合法性，否则他们将被视为犯罪，将被控“非法入境”罪名。在当地雇用非法移民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家庭成员用汽车搭载他们也属违法。

　　该法案不仅受到少数族裔、新移民与劳工团体的强烈反对，而且在总统选战中获得许多少数族裔选民支持的奥巴马总统，严厉批评亚利桑那州州长签署这项法案。他认为这项法案会破坏美国人所珍视的公平观念，同时也将破坏警察与百姓的信任关系，而后者是保护社会安全的要素。奥巴马很快就宣布命令让司法部审查该法案是否合法。美国司法部认为，亚利桑那州的法案忽略了美国移民体系的重要目标，只会引发族际“摩擦”，并且扰乱了联邦执法部门的优先执法顺序与资源分配。因此，司法部以联邦法优先于州法为由，在亚利桑那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停止执行该法的禁制令。

　　第四，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应对。

　　许多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非常关注族裔矛盾与冲突，他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试图弱化、转移族裔矛盾的焦点，弥合与平复创伤等。

　　例如，旧金山地区近来发生多起黑人袭击华裔的恶性事件，弥合族裔关系已成当务之急。为此，相当多的亚裔和非裔社区的社团组织等都作出努力，化解族裔间的心结与紧张敌对情绪。在2010年母亲节时，一些华裔人士就受到非洲裔社区的热情邀请，共同参加庆祝活动；此外，奥克兰著名的非洲裔教堂在礼拜中专门哀悼追思在奥克兰市遇袭身亡的华裔男子，黑人牧师并将教友们的捐款专程送到该男子家属手中，表示深切的同情与慰问。

　　又如，为了避免密苏里大学新纳粹分子的游行演变为族裔冲突，当地民间团体经过周密安排，特别在游行发生的同时，在另一地点组织大规模的宗教和娱乐活动，把市民尤其是非裔人士吸引过去，使非裔和新纳粹游行队伍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的机会。

　　第五，“名人效应”。

　　美国一些宗教、政治和商界领袖，有时会出面表态，发挥个人影响力安抚大众情绪、平息族裔冲突事端与引导舆论走向。

　　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宫“啤酒会”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7月的一天，专门邀请遭遇冲突的黑人教授盖茨和白人警官克劳利，到白宫玫瑰园一起喝啤酒，试图通过气氛轻松的“啤酒会”，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的，遏制负面情绪的蔓延，尽力消解种族矛盾。

　　又如2010年9月引起轩然大波的“美国教堂欲焚烧古兰经事件”——佛罗里达州一家基督教堂的牧师提议将9月11日定为“国际焚烧《古兰经》日”，并且想以焚烧《古兰经》的方式来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此事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与抨击。

　　奥巴马总统认为焚烧《古兰经》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建立于自由与宗教宽容理念上的美国价值观，他敦促该教会取消焚烧《古兰经》的计划，并警告说此举实际上会帮助“基地”组织招兵买马。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国务院举办的开斋晚宴上，严厉谴责这项举动是“无礼、无耻之举”，并且这种行动根本不代表美国人民或美国政府，也不代表美国宗教或政治领导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亲自给该牧师打电话，警告他的行为会威胁驻阿富汗与伊拉克美军的安全，最后促使他取消了焚烧计划。

　　关于“美国经验”的一些思考

　　美国的族裔关系错综复杂，矛盾纠葛层出不穷，族裔冲突时有发生。虽然2008年美国历史性地选出了首位有非裔血统的总统（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美国的社会现实与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中所期盼的那种族裔间平等且和谐共处的状态，仍然相距甚远。

　　美国频发的族裔冲突源于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包括种族歧视因素、历史和地区因素以及多元文化碰撞因素等等。尽管在美国社会，除了臭名昭著的“三K”党与新纳粹分子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分子外，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会坚决否认自己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但是，美国社会的现实却是种族歧视观念与行为相当常见。例如，职场中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隐形玻璃天花板”问题，即族裔、性别、年龄等因素对于升职机会与收入高低的直接影响等；又如，美国南部的一些州由于历史上曾经较长时期施行奴隶制与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种族意识浓烈，族裔矛盾比较尖锐，族裔关系相对紧张，至今仍然是族裔冲突的高发区。此外，在美国这个移民社会中，多元文化之间接触频繁，既有相互欣赏、融洽和谐的部分，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甚至憎恶与难以容忍的极端情况出现，后者往往成为族裔冲突的导火索。

　　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族裔冲突，美国亦采用了多样化的应对举措，形成了“行政+司法＋立法＋社会＋名人”的多样化应对机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客观地看，不铲除族裔冲突的历史流毒和现实障碍，族裔冲突就会一直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