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绢的国家。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中国称作“赛里斯国”，即“丝国”，把中国人称为“丝国人”。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由于这条道路主要贩运的是中国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是一个民族走廊，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在我国首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发展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行梳理。

　　东西文明的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辟，把当时遥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和罗马帝国联系起来。它不仅把亚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连接起来，而且把亚洲和欧洲以及非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明沟通的桥梁。它就像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伸出的一条粗壮的大动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输送着文明的血液，传递着对外开放的因子。

　　据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典籍记录，吐蕃有“商官”。历史上的吐蕃王朝曾充分利用“商旅如流”的丝绸之路，加强了我国与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国家的贸易交流。有关考证认为，吐蕃当时卖出的是麝香、牲畜、畜产品和手工业品，购进的是丝绸、粮食、铁器、茶叶等。欧洲及中亚、西亚各地的商人不但在丝绸之路上贩运珠宝、香料和丝绸等物品，不少人来华后还留居西北或中原地区。《资治通鉴·德宗记》曾载：“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

　　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业、手工业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通过丝绸之路，不仅我国的丝绸被大量转运至罗马帝国，我国的养蚕、缫丝、冶铁、造纸、印刷、凿井、灌溉等技术也都被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不仅在物资上满足了当地的需要，也推动了这些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西部的国家和地区也将自己的特产经由丝绸之路向我国中原地区输送。比如，葡萄、核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等作物，狮子、犀牛、马等动物，都被传到我国，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作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文化艺术方面，我国中原地区也吸收了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大量民族元素。

　　不同民族的交融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长安成为繁荣的大都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使者、僧人、艺人等汇聚于此，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成为常住人口，最终融汇于中原。如，唐初仅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就有近万家，其中最多的是商人。与此同时，长安城内“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也成为常见现象。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至唐开元年间，长安城内不仅很多男子穿少数民族服饰，一些妇女也开始穿少数民族服饰、扮少数民族男装了。

　　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有延续，有迁徙，有融合，不少民族在血统上互相渗透、交融。一些早期属印欧语系的民族，如吐火罗人、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等渐渐消失了；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影响力较大的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党项等也消失了；而一些民族得以继续发展，延续至今。在消失的民族中，有的是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如西夏政权被灭亡后，失去庇护的党项族一部分入居中原、逐渐融入汉族之中，一部分则留居西北故地、逐渐融入当地其他民族之中。据存世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载，元代肃州路一直由党项人阿沙及其子孙任最高地方长官，其家族势力不小。后来就不见有这些党项人的记载了，他们已悄悄融入了其他民族。

　　共同价值体系的形成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众多，有人口规模大小、势力强弱、资源多寡之分，不同民族为了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与发展，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就必然遵循某种准则。虽然平等、互利、信任等概念用于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关系未必在任何时期都贴切，但随着沿线各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民族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就表现得越来越充分。

　　随着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的交往模式逐渐由商品的交流扩展为涉及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由特殊的价值指向的交流，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多元文化交流；由单向的文化输入变成了双向的文化传播；由仅仅考虑本民族的利益，发展到形成民族间的互惠原则，直至发展到谋求多民族的共同利益。一个集环境、地域、民族、文化、制度等为一体的结构系统逐渐形成。在这个系统中，不同民族总能不断地适应环境，维护内部的秩序，挖掘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度，达到各方面资源共享的目标。沿线国家无论官方是否阻碍交往，民间的联系却从未间断。在这个多民族交往的系统中，文化上的整合，形成了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补充与融合、竞争与分享；制度上的整合，使不同民族在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的关系中形成了资源占有与分配、相互交往中的秩序与准则，进而产生了资源共享的交往价值。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的繁荣是沿线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要珍视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充分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新时代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推动沿线各国、各民族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7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