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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来源: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 作者:关纪新 2018年08月14日 阅读量:

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于1899年2月3日出生,1966年8年24日逝世。家境贫寒,其父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壮烈牺牲,老舍从小由寡母抚养长大,先后就读于京师第二两等小学、第十三小学、京师第三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以该届第5名的优等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

  当北京城爆发“五四运动”时,正是老师任职小学校长的时期,他虽然没有参与到游行行列中去,但却受到了潜在的教育,更深入地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

  1922年,他加入了基督教,他通过教会,做了许多普及大众文化教育的工作。同时,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一中等学校教书。在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5年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狄更斯等名家著作,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曾指出:“在老舍先生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作者初涉写作,技巧上欠讲究,但也展现出自己的某些特点,譬如:善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叫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生动、精彩的比照,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颟顸可悲做了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所持有的顽固的种族偏见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对中、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则给予客观评价。这部小说,把此前两部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的反思民族文化的题旨,引向了较深的层面,老舍扬起思想启蒙的文学旗帜,在此后长时期,坚持利用“文化小说”从事“批判国民性”的工作。

  1929年,老舍归国,在途中创作了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在小说中,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篱,彼此尊重、和谐的心迹,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的进步民族观,在这部作品里面得到了展示。

  1932年,老舍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愤然写出了长篇小说《猫城记》。”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猫城记》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1934—1936年间,老舍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同时,也开始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多重视角,描绘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在《五七》《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等作品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要么张皇地避让外寇锋芒,他们已经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抱孙》与《眼镜》则勾勒出了国人在20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依日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  《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善人》《牺牲》等,对某些伪善“道德家”和“学问家”,做了无情揭露。《柳屯的》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还有《大悲寺外》《黑白李》《新韩穆烈德》《老字号》《断魂枪》《微神》《柳家大院》《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

  1936年夏天,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真实地展现了都市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其中的人物塑造令人赞叹,“闷葫芦罐”式的样子,不擅言谈,他的整个人性扭曲过程,几乎都是凭借着作者出色的行为和心理描绘来完成的。虎妞,是又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使这位既害了祥子,自己也同样是社会受害者的世俗女性,形立神随,活现纸上。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北京口语无条件的信任感和异乎寻常的驾驭能力,周作人在《骆驼祥子》日文版序言中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使老舍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开始了。。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中短篇小说集《东海巴山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诗集《剑北篇》,话剧《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国家至上》《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其中有三部是与别人合作),还有包括鼓词、京戏、散文、歌词、相声、回忆录等体裁在内的许多作品。

  1944年至1948年,作家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作品由《偷生》《惶惑》《饥荒》三部曲组成,共100节,近100万字。《四世同堂》架构恢弘,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是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上百号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形象,均被镌绘得十分真切生动。老舍曾将这部小说,看作自己“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1946年至1949年,老舍到美国讲学并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年底,老舍回到祖国,面对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到处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格外激动。《方珍珠》《龙须沟》等剧作,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追求。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老舍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社会职务。50年代以后,他参加过亚非及太平洋地区国际会议、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将士,去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日本等国进行过友好访问。除了北京市文联的工作之外,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分工负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指导。

  20世纪50年代以后,老舍一如既往挥汗如雨地写着。话剧《一家代表》《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  《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神拳》《荷珠配》《宝船》,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昆曲《十五贯》,歌剧《青蛙骑士》,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集《福星集》,曲艺文集《过新年》等等,几乎是没间断地在发表。

  这其中,三幕话剧《茶馆》是最为重要的收获。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老舍以《茶馆》的创作,证实了自己是现代文学大师中唯一一位在共和国建立以后依然后劲十足,并且能够超越本人以往成就的作家。后来,《茶馆》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中外文化界所认识,人们称它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东方戏剧舞台上的奇迹”。

  老舍晚年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示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之中。《正红旗下》的语言洗练晓畅,风格幽默诙谐,情趣雅俗兼得,尤其是在勾勒清末京师市井民俗方面,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深广蕴涵。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大约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不再往下写。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空笼罩的极“左”空气,迫使作家的笔在最能发挥其神奇作用的领域陡然搁浅。这部远未写完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成了这位举世公认的“人民艺术家”留与世间的艺术“绝唱”。

  

参考资料:赵志忠主编:《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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