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香格里拉》的作者沈卫荣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西藏历史、宗教研究，其对“西藏问题”透彻而独到的见解，为世人尤其是外国人理解西藏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出于《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的故事，即平原君和毛遂有关“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对话，竟然被天衣无缝地嫁接到了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和其大臣参哥米钦的头上。像“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差不多可以被列为汉族的“文化密码”了，可它竟然被藏族作家信手拈来、还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令我们叹为观止，古代汉藏文明交融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曾是藏族文字文化飞速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尽管汉族和藏族都有酷爱写史的传统，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世藏文史书中说，早在吐蕃第一位赞普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在世的时候，许多汉地的历算、占卜和医学著作就已经被翻译并流传到了吐蕃，可按照传统的说法，藏文书面语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创立的。而藏族传统使用的占卜方式确实与汉地的九宫、八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汉地的“河图”、“洛书”以及阴阳五行之说也很早就已经渗入到西藏文化之中，可见藏族史家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

　　文成公主入藏缔结的不只是一段政治婚姻，它完成的更是一次文化之旅。随文成公主入藏的释迦牟尼像成了西藏最神圣的佛像，今天依然供奉在拉萨大昭寺内供人顶礼膜拜。随公主入藏的和尚们不只是把汉地饮茶的习俗传到了吐蕃，更将汉地的佛法带到了雪域。汉传佛教不但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来源之一，而且汉传的禅宗教法一度是最受吐蕃欢迎的佛法，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我们几乎可以见到所有早期重要禅宗文献的藏文翻译。差不多是当今最受西方人欢迎的两种藏传密法，即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按照萨迦派和格鲁派上师们的说法，它们根本就不是从印度传来的正法，而是汉地和尚摩诃衍所传的“万应妙法”。中外学者们至今还在争论那位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吐蕃之奘公”的大译师法成到底应该是汉人吴和尚，还是藏人管法成，他翻译的汉文和藏文佛经都是那么完美无瑕，很难想象它们有可能出自一位外族译师之手。应该说，法成就是吐蕃时代汉藏文化交融的产物和象征，对他来说，汉藏一家。

　　当然从汉地传到吐蕃的远不只是佛法，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吐蕃就常“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大量汉文经典在这个时候被翻译成藏文，开始在吐蕃广为流传。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尚书》、《战国策》、《史记》等汉文经典的藏译残本，还有像《孔子项托相问书》、《蚁穿九曲明珠》这样属小说家言的汉地故事居然也为吐蕃藏人所熟知，后者还被十分巧妙地搬到了吐蕃请婚大使禄东赞的头上，要不是禄东赞善用汉人之道还治汉人之身，他能否不辱使命、为赞普请得大唐公主还很难说。

　　在迄今所见成书最早的古藏文文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出于《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的故事，即平原君和毛遂有关“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对话，竟然被天衣无缝地嫁接到了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和其大臣参哥米钦的头上。像“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差不多可以被列为汉族的“文化密码”了，可它竟然被藏族作家信手拈来并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令我们叹为观止，古代汉藏文明交融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吐蕃从7世纪中才创立文字，其后不足200年间发展出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文字文化传统，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不同类型的古藏文文献。毫无疑问，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曾经是藏族文字文化飞速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汉藏交融是一条双行、甚至多行的通衢大道

　　汉藏交融自然不可能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而是一条双行、甚至多向的通衢大道。大家或许难以相信，直到12世纪初，今天属于新疆的和阗（于阗）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还是藏语，大概到14世纪中期维吾尔族的先人回鹘人信仰的还是藏传佛教。大致从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吐蕃曾在以今天中国的西北和新疆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吐蕃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影响。东西文明交汇点的丝路明珠敦煌就曾经是藏传佛教相当兴盛的一个集散地，即便藏传佛教在其本土遭受法难、一蹶不振时，它在敦煌地区依旧蓬勃发展，藏传佛教于后弘期的复兴也得力于此。而从11世纪开始，藏传佛教便向藏外流传，从西向东不断深入。今天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占绝对优势，可在11世纪到14世纪，藏传佛教曾经是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形式，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表明，回鹘人不但曾经信仰藏传佛教，而且还在藏传佛教于西夏和蒙古人中间传播的过程中起了桥梁的作用。

　　到了元朝，番僧竟然坐上了帝师的交椅，大黑天神更成了国家的护法，面目狰狞的忿怒本尊像耸立在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胜境之中。蒙古人做了近百年的元朝皇帝，并没有被满朝饱学的儒士改造成为满口之乎者也的孔孟之徒，却被几位番僧“调唆”成了相信神通、魔术的藏传佛教徒，乃至藏传佛教后来成了蒙古民族的全民信仰。元朝末年，曾有汉族士人十分夸张地称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一变为夷狄”，而番僧用妖术调唆蒙古皇帝，又使“夷狄一变为禽兽”，将导致元朝速亡这一盆脏水全都泼在了几个番僧的头上，这显然有失公允。

　　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汉人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与被他们赶跑的蒙古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难以计数的喇嘛被大明朝廷授封“法王”、“教王”、“国师”、“西天佛子”等尊号，北京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内有时竟容纳了上千名喇嘛。雄才大略如永乐皇帝也曾邀请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在南京灵谷寺举办了被后人称为“南京奇迹”的藏传大法会，还亲任大施主，在南京刻印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藏文大藏经》。明代不仅宫内常常举办跳布咤舞等藏传佛事，大户人家婚丧喜事延请喇嘛诵经念咒也已成惯例，藏传密教的欢喜佛像在江南古董、文物市场上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

　　而满洲人在入关以前就已经开始接触藏传佛教，信仰大黑天神。大清皇帝同样优礼番僧，拜喇嘛为国师，热情支持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还积极推动汉、藏、满、蒙佛经的翻译和刻印工程。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更以文殊菩萨自居，为其能读藏经、念梵咒而洋洋自得，他不但在热河（承德）和北京香山分别建造了以班禅祖庙扎什伦布寺为模样的须弥福寿庙和宗境大昭庙，还在宫中修梵华楼等多处私庙，作为自己修持藏传密教的场所。清代民间修藏传密法者也大有人在，从元朝宫廷流出的藏传密法法本不但在清官内继续流传，而且也开始在民间流通。大名鼎鼎的大学士钱谦益先生家中就曾秘藏多种藏传密法的法本，传说还曾和与他一样大名鼎鼎的柳如是女士合修过这些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喜乐之法。可见，藏传密法业已落户清朝一代汉族大儒的私家之中。

　　以上这段叙述或失之简单，但已足以说明汉藏两种文化传统在过去近1400年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吸收、互相渗透，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种性质单一的文化，而必然具有“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承认和积极地利用这种“跨文化性”将有益于增加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提升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反之，只会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仇外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等邪道，将民族文化引进死胡同。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