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张继焦在海南五指山市的黎族传统村落——初保村调研。 资料图片

　　1995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的一个普通乡村。杨光清（化名）从东莞打工回来，带回一辆自行车，大家纷纷跑来看，平静的村庄顿时沸腾起来。除了自行车，杨光清还向乡邻们展示他在东莞拍的照片：“看！这就是城里的生活。”这下，村里的青年们也开始坐卧不安了，纷纷有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这是学者张继焦回忆中的一幕场景。22年前，为了研究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返乡后对家乡的影响，张继焦来到凯里市的农村调研，刚从东莞回来的杨光清便成为他的访谈对象之一。“打工族从城里带回来的新鲜东西，传递着都市的信息，吸引着下一拨人去往城市。”张继焦说。

　　这一幕，也是我国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时期人口流动的一个缩影。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口流动浪潮，不仅改变了城市人口格局、促进了农村的城镇化，还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

　　时代发展呼唤新学科

　　“简单地讲，都市人类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从农村来到了城市。” 提到这门年轻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如是说。

　　过去，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一直局限于原始部落和农业社区的社会及文化。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各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居民及其文化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以研究人类为己任的人类学家就从农村进入城市，开始研究城市，描述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及各文化社区的文化现象，总结多元文化共存的规律以及传统文化保留和变迁的规律。由此，都市人类学在西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国际性的研究组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

　　在我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加速了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加快了我国城市的多民族化。如何处理在城市多民族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成为摆在学者和民族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在那之前，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多偏重于农村和民族地区，对城市和城市多民族化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许多学者以及广大民族工作者，都希望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体系。

　　在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顾定国、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以下简称“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阮西湖等人的积极奔走下，1989年12月28日至1990年1月2日，民族研究所和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

　　参加会议的国外学者，来自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参会的国内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近50名中外学者围绕中国城市问题和如何促进都市人类学研究进行了研讨。这次会议出版了论文集（中、英文版），活跃了我国学者研究都市人类学的学术气氛。

　　“通过这次会议，都市人类学从国外被引进了国内。”张继焦回忆说，会议的影响力很大，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学者从国外的报导和论文集中了解到中国都市人类学的诞生，纷纷要求与中国的学者建立联系。

　　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是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还成为张继焦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87年，21岁的张继焦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毕业，进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和咨询机构——中国社科院从事科研工作。

　　工作头两年，正是张继焦确定研究方向的关键期。两年里，张继焦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结合个人研究兴趣和当时研究热点，他在“心理人类学”和“都市人类学”之间徘徊不定。

　　1989年民族研究所召开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时，张继焦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那些以前只能从书本上阅读其观点的国际学术“大咖”如今就坐在眼前的主席台上侃侃而谈——这让张继焦激动了好几天，也极大地激发了他研究都市人类学的热情。

　　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就在北京开办了“都市人类学培训班”。张继焦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

　　在阮西湖的鼓励下，张继焦最终将都市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此后的近30年里，即使张继焦也开拓了其他领域的研究，但都市人类学一直是他的重要研究方向。

　　1991年7月，阮西湖向国家民委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和会址设置的请示报告》，此举在学术界和民族工作者中得到了广泛响应和支持。国家民委政法司和中国社科院开始共同进行筹建学会的工作，并于同年12月向民政部申请登记，民政部于次年5月正式批准学会登记注册。

　　1992年6月27日，挂靠国家民委政法司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学会成立之初有57名会员，涵盖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一些民族工作者，还有两个团体会员，分别是南京市民宗局、国家民委政法司。

　　从此，中国都市人类学有了自己的研究组织。

　　在学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司长黄凤祥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的成立，将载入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史册，也将载入世界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史册。” 时任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都市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以创新的姿态走向国际

　　中国都市人类学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深入和开拓创新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重任。

　　《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章程》第三条明确指出了学会宗旨：“在搜集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城市建设和城市民族关系，城市化过程中与民族有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城市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

　　这是中国都市人类学区别于外国都市人类学的重要标志。另外，汉族研究被列入都市人类学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正如阮西湖所说：“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一开始就以创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人类学面前。”

　　为了与国际接轨，学会成立后，立即向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性组织——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提出入会申请。1992年12月，学会成为我国第一个加入联合会的团体成员，肩负着推动我国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任务。

　　1993年7月28日至8月5日，第13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在墨西哥召开。中国学者首次受邀参加这个素有“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会议。参会的10名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都市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以及中国都市人类学学者对城市民族关系、城市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研究受到了国外代表的肯定——因为它提出了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内容。民族关系是西方学者一直关注但未取得突出成就的领域。国外代表认为，中国都市人类学学者所做的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对国际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从此，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

　　短短3年时间里，中国都市人类学这个年轻的新学科在蹒跚学步之际，就迈出了国门，走进了人类学研究的国际行列。

　　与中国都市人类学同步，张继焦的学术生命也在飞速成长。

　　从1992年起，张继焦陆续在《民族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发展趋势的论文，如《英美人类学界对都市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特点和发展——中外人类学和民族学比较分析》《都市人类学》等，并与阮西湖合写了《国外都市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及发展趋势》《都市人类学研究在国外》等文章。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将国外都市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前沿研究介绍到了国内。

　　1993年5月，学会在山东省淄博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学术讨论会。国际都市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安萨里应邀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安萨里到淄博、济南周边的乡村调研了城镇化情况。张继焦被安排全程为安萨里做陪同翻译。安萨里在乡村实地考察的过程，为张继焦上了一堂生动的调研实践课。

　　这次学术大会出版了论文集《民族地区都市化》，张继焦参与了论文集的编辑。此前，他还参与了《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通讯》的部分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张继焦学到了不少理论方法，接触到了大量调研案例，不仅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储备，也为他开展人类学调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5年起，张继焦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对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和研究。在城市做调研的基础上，他主持、参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等各级各类课题。同时，他还另辟蹊径，赴民族地区调研从城市返乡的流动人口，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外出打工者及其对所属家乡的影响——以贵州省为例》《少数民族地区就业模式的转型》等各级各类课题。

　　中山大学也是我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早期重镇。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就将都市人类学作为重点发展学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

　　首先，开展了都市人类学的调查。立足于迅速都市化的珠江三角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完成了《都市包围中的农村——城乡接合部的研究》《都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移动》《外来劳动人口中散工调查》等调查项目。该系还与国外学者合作完成了《广东都市化调查与研究》《华南地区都市化：三个省的比较》等调查项目。“在整个社会学科体系里，都市人类学是较早对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过程进行研究的学科。”张继焦说。

　　其次，举办了“都市人类学学习班”。1992年9月，顾定国在中山大学举办了“都市人类学学习班”。课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辑出版了以都市人类学为主题的论文集，并着手出版有关都市人类学的教材和开设有关课程。

　　此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云南大学历史系人类学专业等，也作为我国较早开展都市人类学学术活动的单位，部分参与了上述项目的调查过程以及学习班的学习。

　　1995年11月，学会第二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边疆城市研讨会在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辽宁省丹东市召开。会议讨论了边疆城市发展、民族地区现代化等主题，出版了论文集《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

　　就这样，通过国外学者来华办培训班、学会举办研讨会、我国学者出国参加国际研讨会等形式，我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

　　从1993年开始，民族研究所将都市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进行招生。随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开设了都市人类学课程，设立了都市人类学专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建设。

　　不仅要走出村落，还要解释中国

　　作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流动人口”是在我国户籍制度条件下的一个概念。在国际上，类似的群体被称为“移民”。

　　张继焦的老家在海南。其祖父于1927年从海南到马来西亚，在异国生活了25年之后，于1952年带着张继焦的父亲从马来西亚又回到了海南。“现在，我在马来西亚还有一大帮亲戚。”因此，张继焦称自己是“移民的后代”。

　　“我在国内研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感觉像是接触我在马来西亚的亲戚一样。”张继焦说，迁移者都面临着适应城市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被动的，“这些迁移者也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带进了城市。他们的经济、文化、社会行为，也都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

　　新世纪以来，张继焦针对城市移民做了一些研究：2004年，出版了专著《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和创业》。2005年，独立完成了海外研究项目《马来西亚城市移民的适应——华人与马来人的比较研究》。2006年，完成了研究项目《亚洲的城市移民——中国、韩国和马来西亚三国的比较》。2009年，与国家民委政法司副巡视员沈林合作完成了研究项目《中国四个城市的移民调查：深圳、青岛、呼和浩特、昆明》。

　　“我国都市人类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是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大学科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据张继焦介绍，2003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获得了2009年举办第16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的资格。为了更好地筹备这次世界大会，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于2007年更名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09年7月，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多名学者汇聚昆明，参加了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的世界大会，充分展示和交流了最新、最前沿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

　　从2005年开始，张继焦在国际联合会担任都市人类学委员会助理秘书长，2013年起担任国际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相当于联合会副主席）职务，为促进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国际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委员会——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张继焦任委员会联合主席。从2012年开始，该委员会先后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研讨会，探讨了“城市发展：族群流动与文化多样性”“城乡发展一体化”“城市社会转型与民族文化”“民族地区城镇化”等主题。2010年至今，该委员会出版了《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民族文化传承》《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问题》《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探讨》《新型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等学术论著。

　　“委员会还通过评选年度优秀论文的活动，激励了一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研究都市人类学。” 谈到青年学者的研究，张继焦认为有两种不良学风需要纠正：“我反对‘悲情的叙述’，也反对‘愤青式的挑刺’。”前者惯于片面地将少数民族描述为“弱势群体”，后者则一味描述现象或揭露问题，不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都不是积极的研究态度。”张继焦说。

　　在指导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写论文时，张继焦还发现，早已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却“难以走出村落”——一些学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仍遵循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思路，将研究囿于非常狭小的范围，如某个村落、某个寺庙、某种礼仪等。

　　毫无疑问，让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走出村落”，都市人类学负有重要的使命。

　　上世纪初至30年代，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对新兴城市芝加哥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体现了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芝加哥学派”的首领人物罗伯特·帕克曾经来华讲学，其所传授的“芝加哥学派”的主流思想与实地观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费孝通等老一辈中国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实中来，到应用中去”也成为我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学术使命。

　　“芝加哥学派”的应用研究方法也启迪和鼓舞着张继焦。秉承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使命，张继焦为自己树立了学术理想：“将都市人类学发扬光大，与志同道合者一同开拓民族学人类学的‘城市学派’。”

　　张继焦认为，要使得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管理、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上世纪，费孝通在研究我国乡村结构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随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逐渐消解，“差序格局”向城市弥散。2004年，张继焦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文章指出，“差序格局”对于描述城市中的迁移就业者以初级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贴切的。但由于迁移者在城市就业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的、异质的城市关系网络，迁移者需要按照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关系，并不完全遵循原有的乡村版“差序格局”。

　　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和总结，2015年，张继焦提出了“蜂窝式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每个平民百姓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样，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构筑属于自己的“蜂窝”。其中，就业者有链式和网式两种形态的“蜂窝”，经商者有分别以家庭、价值链、本族裔为中心形成三种类型的“蜂窝”。“蜂窝式社会”具有民间性质，没有很多权力和资源，只能靠自身努力获得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其经济性和社会性比较强，政治性比较弱。社会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蜂窝”的共同特征是互惠共赢；各种“蜂窝”一旦成为群体性网络或民族性网络，将会同时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蜂窝式社会’理论的背后，有太多让我难忘的故事。”张继焦说。在青岛从打工发展到创业的朝鲜族工人，在北京街头摆地摊卖手工艺品的藏族商贩，在南京大街小巷开拉面馆的撒拉族老板，辞去党校教职、回乡开蒙餐馆的蒙古族教师，亲身经历三亚回辉村城镇化过程的回族阿訇，从军队退伍后先到城市打工、后回到家乡竞选村干部的苗族青年……在一个个生动的个体身上，张继焦看到了推动我国发展的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城市的理解，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以张继焦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城市学派”，正在透过对城市中多民族的研究、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研究，试图来解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解释中国的发展，甚至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