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友爱与发展进步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特色，拓宽了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实现了阶级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关联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和建设成败。在理论上，它揭示了党的团结在民族团结中的核心作用，人民团结在民族团结中的基础作用，以及民族团结的中心任务；在实践上，它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引领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友爱理论的发展

　　1.拓宽了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既强调民族团结的阶级基础，重视“全阶级团结”，重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重视民族的主体——工农联盟之间的团结；又从不同时期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重视壮大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本着既斗争又联合的原则，重视民族宗教上层以及一切对各民族群众有影响、与各民族群众有联系的力量的团结，拓宽了民族团结的社会基础。

　　2.实现了阶级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中国共产党本着求同存异、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搁置阶级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共同对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联合，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根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结合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毛泽东指出：“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阶级斗争的视角出发，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从民族性的视角出发，积极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统战工作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把民族团结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统一起来，充分尊重和信任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坚持与他们商量办事，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影响，起到了团结和联系各民族群众的作用。

　　3.关联了民族团结与革命和建设成败

　　毛泽东把民族团结提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高度，强调民族团结的特殊重要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民族团结，他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通过建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及后来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负责民族工作和团结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工作。毛泽东在1938年11月24日给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的电报中指出，“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之首，并且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他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把民族团结提到关系革命和建设成败、民族和国家兴亡的高度去认识、去对待、去处理，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起各民族空前团结的局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建设、民主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友爱的基本内容

　　1.党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保障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在抗战初期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些论述旨在强调：在中国，只有党的团结，才能把全国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这既是历史的昭示，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使然。

　　2.工农联盟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1935年，毛泽东指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组成我国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两次论述和谈话，清晰地表达了毛泽东思想的民族主体观是广大工农群众的理念，民族团结就是各民族的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团结，只有各民族的广大工农之间团结了，民族团结的基础才能牢固；只有各民族的广大工农群众之间形成紧密的团结，民族团结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是我们党在民族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理论根据。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民族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即中华民族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中华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全民族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第一个层次的团结主要指涉中国的外交领域；第二个层次的团结主要体现在抵御外敌入侵时期；第三个层次的团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急需、最紧迫的任务。

　　从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民族团结的第一个层次来看，中华民族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不论其国情如何，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平等待我，都要进行团结。从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民族团结的第二个层次来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全民族团结”，毛泽东指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除了工农联盟以外，对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都要进行广泛团结，还要实现各党派、无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行业之间的团结，不断壮大民族团结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力量。从毛泽东思想中有关民族团结的第三个层次来看，针对国内各民族团结，毛泽东指示：“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

　　从上述三个层次来看，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的对象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为了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凝聚广泛的共识和智慧，既强调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人口多少，都要团结；又强调为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在特定的条件下，民族团结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超越阶级，实现广泛的团结和联合。

　　4.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是民族团结的中心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这是由我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决定的。从历史国情来看，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处边疆，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较之少数民族要先进，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如此，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隔阂。要消除历史上的这种隔阂，就要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从现实国情来看，由于我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居住格局、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等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资源和要素的极大互补性，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互利合作，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毛泽东认为，搞好民族团结的中心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并且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强调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团结友爱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新纪元。

　　1.废除民族压迫剥削制度，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反映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少数民族还存在原始公社制度残余、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等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上述不同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民族地区还存在原始民主制、家支制、土司制、政教合一制、盟旗制、宗教法庭与门宦制等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压迫剥削制度既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又影响着民族团结。新中国成立后，在“慎重稳进”方针的指导下，民族地区采取了强力斗争、和平协商、“直接过渡”等方式，进行了民主改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制度，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政权，民族平等得到实现，为我国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

　　2.疏通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采取“往下走”和“往上走”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交往交流，以“眼见为实”的方式，疏通民族关系，消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一方面，派遣访问团到民族地区，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解决少数民族当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使各少数民族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建立了各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到内地参观访问。他们通过参观，对内地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祖国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往下走”和“往上走”相结合的互访活动，对疏通民族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增进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了解、凝聚各族人民的共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专门指示下，全国许多地方都更改了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地方名称，撤除或撤换、封存或收管了一大批歧视少数民族的碑碣和匾联，修改了文艺作品和教材中不适当的内容，消除了民族歧视的有形痕迹。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1952年，针对我国有些地区存在的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中央要求在全国进行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对于不认真执行甚至违反民族政策的问题，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批评教育。这一行动在各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56年4月，在党中央指示下再次在全国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强调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也是当时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毛泽东专门撰文批判大汉族主义。1955年，毛泽东强调“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

　　4.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了民族团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制定法律法规以保障民族团结。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提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宪法》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四、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发展进步的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1956年，党的八大要求全党的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集中发展生产力上来。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成为当时民族工作中“最根本的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毛泽东指出，“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并把这看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二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进步。毛泽东强调：“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强调，共产党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人口、经济和文化。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

　　在实践上，毛泽东高度重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跨越和全面的发展进步。

　　1.引导各民族携手进入社会主义，实现了跨越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年的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剿匪斗争，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也随即展开，废除了存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实现了民族平等，而且有的民族跨越了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各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进步，同时也翻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2.推进了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进步

　　政治上，各民族人民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及地方事务的权利，各少数民族当家做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真正得到了实现。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1950年开始在全国民族地区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了保障各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1953年通过的《选举法》中对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代表产生办法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1950年开始举办各种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校）。为了进一步拓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渠道，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自此之后，四川、湖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民族学院相继成立。这些民族学院培养的学生在推动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中功不可没。

　　经济上，党和政府一方面通过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粮，帮助少数民族暂时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解决温饱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贸易、减免税收、扶持手工业和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等多种方式调节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还通过工业化等发展战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许多重点建设项目均安排在民族地区，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状况，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青藏、川藏、新藏公路，包兰、兰新、成昆、贵昆等铁路干线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地区的交通落后状况；农牧业生产迅速恢复并不断发展，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民族地区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而得到明显提高。

　　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在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语言工作者先后为12个民族创制了16种文字；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版机构，在民族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广播设施；组建了少数民族艺术团体和文化机构，开展了大量少数民族文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培养了少数民族文艺、文化人才，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各少数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逐渐得到提高；通过开展各种学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扫盲教育等工作，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其他社会保障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大量医院、卫生院、医务所和农村、牧区医疗队、防疫站的建立，使民族地区的地方病和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民族医药医学得到重视和发展，先后建立了藏医院、蒙医院、维吾尔医院和相关研究所。通过贸易、供销等方式，满足了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生活方面的特需产品，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障。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云南人囗较少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研究”（项目编号：JD2015WB2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互联网+背景下云南民族团结教育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AC15002）、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项目编号：16YMDXT018、16YMDXT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