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配合民族民主建政，吸取经验，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1952年，先后派出4个中央访问团，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其中有费孝通、岑家梧、江应樑、施联朱等民族学家参加。林耀华、李安宅、于式玉、宋蜀华、谢国安、王晓艺等民族学家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由此开始了讲民族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的新举动。

　　在上世纪50年代，运用民族学知识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是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两项。

　　根据党中央有关“抢救落后”的政策，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委组织之下，开始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起先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起草《社会历史调查参考提纲》，经过各省区民委副主任会议提出修正意见后，又有一些民族学家参加了修改。随后，由中国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等单位抽调有关学科研究工作者。参加调查的人员在北京集中，由一批老民族学家为他们讲授有关社会历史调查的基本知识，如吴泽霖讲授民族文物的搜集、岑家梧谈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些问题等。许多老民族学家担任各调查组的领导工作，指导调查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民族学工作者参与了调查、研究和有关各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在此基础上，内部铅印了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各民族简史和简志三套丛书。党的第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使人们对于民族状况更加了解。调查研究为政府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1961年，根据国务院指示设立了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和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其中都有民族学家参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中收到冲击的民族学在中国得以新生。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成立（1984年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1981年建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随后，厦门大学也建立了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于1983年建立民族学系，中南民族学院复办后亦设有民族学系，其他一些高校也开设了民族学或人类学专业。这些学术团体、机构的建立，使学科的新发展有了可靠的依托。同时，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也注意引进国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逐渐建立研究规范。一些新的调查也开始进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思想进一步解放，学科的发展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在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吸收方面更加积极，同时，对民族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有了更深的思考。中国各地在发展民族学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利于研究解决各区域的特殊问题，也有利于中国民族学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批大陆民族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末陆续迁到台湾，1949年秋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建立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原民族学组的基础上，设立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凌纯声担任筹备处主任。1965年，民族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台湾政治大学、清华大学、东华大学等校也设有民族学教学研究机构。最初，台湾学者重点研究台湾土著民族及中国民族文化史，以后逐渐扩展到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汉人社会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70年代以来，台湾民族学家开始重视行为科学的综合研究，利用多学科综合优势谋求建立中国特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途径与理论。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人类学组，1980年该校建立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在近些年也逐渐发展了文化人类学研究。

　　经过中国民族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的民族学从无到有，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从依附到独立，从引进到20世纪前半期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5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学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国民族学家们克服了“左”的干扰，根据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积累了新的经验。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应该认真地进行总结，使今后的民族学学科建设更为规范，能够向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注意学习国外的经验，开展深入扎实的田野工作，运用中国的丰富历史资料，就一定能够使中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界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参考资料：

　　1．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