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同时也为了体现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绥抚，中国历代王朝一般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赋税优惠的政策。汉以前未见详载，自汉代始这方面的记载则较为详细。

　　汉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郡”实行赋税优惠的赋税政策内容，一方面是由边郡太守或属国都尉出赋，但无定制定额，且可以减免，如汉高祖时的税额，凡编户之人，要缴纳十五税一的田赋和成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而同时板盾蛮每人每年只交纳四十钱即可。另一面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只是进贡一些方物，而不交赋税。正如《汉书· 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西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西晋统一中国后，对少数民族的户调和租税的规定为：“夷人输赛布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与汉族农民每户每年调绢3匹、锦3斤，每亩纳粮8升相比较是较轻的。

　　南朝承袭西晋要少数民族“输义米”的办法，对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只输谷而无杂调，如刘宋政府规定：“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无杂调。”这种以户而不是据田亩征收的低额税，使不堪忍受赋役严苦的汉族人民“多逃亡入蛮”。

　　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多为史家所称颂，唐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或赋税全无，或只收半赋。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多为无赋税地区，如哀牢之国的姚州，荒外绝域，山高水深，虽开以为州，但“于国家无丝发之利”。一般的少数民族地区按户征税，税额为汉族的一半，如岭南诸州税米者，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而“夷撩之户，皆从半赋”。除赋税外，唐王朝虽也征发少数民族服杂役，但“诸边远州，有夷撩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酌，不必同之华夏”。因此，唐太宗伐高丽时，“为船剑南，诸撩皆半役”。宋王朝从“守内”原则出发，为了安抚境内少数民族，亦实行“荒服不征”及只输“丁口之赋”的政策。宋朝认为，荒服不征的原因是“前典甚明”，“且虑奸谋扰叛”。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富州刺史向通汉曾“又言请定租赋，真宗以荒服不征，弗许之”。广西桂阳监的“蛮播”，“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山常宁县属于桂阳、彬、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税”。对于靠近州县的少数民族虽需供税役，但一般只输“丁口之赋”，“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摇役”。

　　明朝除要少数民族朝贡外，征收赋税的主要是在土司地区。《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摇差发之法。”但土司地区的租赋额一般都较内地低。洪武时，管辖面积较大的水西宣慰“每岁定输赋三万石”。永乐时贵州普安土司“地阔民稠，输粮三千石”。即使是整个贵州也“赋不敌东南小郡”。对于发生天灾人祸的地区还给予减免。对此，朱元璋曾谕道：“蛮方僻远，来纳租赋，是能遵声教矣。逋负之故，必由水旱之灾，宜行免。”

　　清朝不仅继承了历代对少数民族的赋税优惠政策，还经常对少数民族实行赋税减免和赈济政策。康熙皇帝认为：“欲使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已责镯租。”因此，他多次下令减免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如，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八月，康熙皇帝谕户部：“广西、四川、云、贵四省具属边地，土壤贫瘠，民生艰苦，屡岁历施恩恤，广西康熙十六年通省粮钱，十七、十八两年民欠钱粮，贵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钱粮，贵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应征钱粮，云南康熙二十七年前屯地积欠钱粮，具给次第豁面，滋再沛优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应征地丁银米，着通行减免。”清朝经常对少数民族地区用兵，用兵之后的“善后”安抚时，也常减免赋税。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二月戊戍，“免湖南永顺、永绥新辟苗疆盐课”等。

参考资料：徐杰舜，罗树杰：《中国古代民族经济政策初论》，刊于《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