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阿舍有两个细节。一是在网上看到她与习习的一个合照——算是初见；二是读到她刚刚获头奖的散文《小席走了》。合照上的阿舍娇小玲珑，透着孩子的纯真，跟习习站在一起还有那么一点小鸟依人。但她的文字一点不小女人，不只气象，内在也很强大、干净，有种化黄连为蜜糖的魅力。我当时就很喜欢，觉得是我偏爱的字与人。我忘了跟她在论坛有过什么交流。应该有过，但不太多，且多是问答和留言式的。

　　之后，读阿舍的文字多了，我做过一个梦，梦见了阿舍。梦很寻常，并无什么离奇诡异的色彩。她家的房子前面有一片园子，园子由树枝编织的栅栏围着，什么也没种，泥土被太阳晒得发白。还有便是她家的厅堂是月牙形的，她母亲一直在忙，不断地端出洗好的苹果、梨和青枣……梦很长，我记了一千四百余字，毫不避讳地发表在博客上——我也发表过我梦见习习、北岛甚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梦。多年以后，范晓波在一篇短文里提到这事，说我“这个年龄段的男人，能如此坦诚并敢于为自己的言行可能导致的后果担当的，已属稀有”。有什么需要担当的？不过心无旁骛，保留了一份纯真而已。

　　在我的印象中，阿舍是一个对待写作特别认真、特别执著的人。她爱文字、爱自己内心和好的人性，从不玩文字、狎弄文字。她不沉湎于世俗，但也不拒绝世俗。她给人的感觉是安静，内心很少受时代的喧嚣的干扰，从不急功近利，有一种为写作而写作的纯粹。

　　2003年开始文学写作。3年后，2006年的夏天，阿舍以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笔会，会址在宁夏南部又美丽又湿润的泾源县。会后，大家前往避暑胜地小南川游览，清澈的溪水和水灵灵的野花野草让阿舍高兴得忘乎所以。

　　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们有过间断地通信。谈阅读、谈写作，且只谈阅读和写作。回头读这些信，都是极好、极有价值的对话。通信以email的形式，大多是由我发起的，她回复。那几年，阿舍爱在博客上写随想，篇篇都很得极好，震撼到我的灵魂。我知道，这是她不考虑发表的写作。每次读到，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跟她谈谈。记得我还夸下海口，到时帮她出一本随想录。风行河面的都是垃圾，黄金沉淀在河底的沙石里。她贴在博客上的随想用诗歌的分行排列，在我看来，它们是这个时代罕有的名篇。可喜的是，《十月》杂志接受了这些随想，在今年的第3期一次性发表了数万字【阿舍注：《十月》2016年3期刊发的是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谁》，并非随想集录，或许阿贝尔觉得它似曾相识，无妨，那些文字的内里确实是相通的】。这些随想是阿舍的另一面，它们不同于她的散文、小说，就像她在一个孤独的午后或者凌晨3点失眠的内心不同于她娇小玲珑的身体。

　　2008年汶川地震，阿舍联系上我，见我还活着，说了很多开心的、很够哥们儿的话。惊魂未定，有人在电话那头给你扎起，叫你把一家人带到他那儿去避难，精神上的安慰要远远大于实际。不久，她赠给我一本书——《命运与岁月——外国著名诗人传记、回忆》，书上有她用圆珠笔勾画的波浪线，以及零星的几处圈阅。非常时候说出的开心又很够哥们儿的话，再加上这本书，我感觉我们的交流又进了一步。

　　那一年秋天，我从敦煌回来，拐到银川见了阿舍一面。她特别忙，看上去还有点乱，具体在忙乱些什么或许她自己都不清楚。匆匆一面，我记得的只有唐徕渠和西夏博物馆。秋天的阳光照着唐徕渠的柳树，我一个人消受着博物馆里的冷清和寂寞。中午，阿舍带了几个好友请我在清真美食城吃了一顿，如今记得的只有诗人阿尔。第一次见面，阿舍的样子跟与习习的合照上一样，娇小玲珑，只是显得心事重重。我发现她真人与文字是不统一的，她的文字敏锐、饱满而率性，而真人却有很多顾忌【阿舍注：阿贝尔正好在我状态极差的那段时间来银川，我未能尽心相待，实在是抱愧至今。不过我已邀请他重来银川，我会将功补过】。

　　这之后，阿舍出书了，上了“鲁院”，写作顺风顺水，步入了一个上升期。随想也仍在写，只是间断的时候长了，文字里的尖锐与激情少了。这段时期，恰逢我主持《滇池》杂志的“道法自然”散文栏目，向她约稿，她给了力作《某个春天的纪事》。从这篇带着湘西早春气息的纪事，我读到了她的出生，她父亲是湘西芷江人——她跟沈从文也是这么地接近。

　　编她的散文还有个插曲。她的个人简历里有“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一句，我打电话过去问她是否保留。我打电话的意图很明显。她知道了我的意图，让我删去。我希望她成为大作家，简介里不用添加个人镀金的经历。

　　这之后，我陆续收到她出版的长篇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以及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记得我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在一条通往山顶的柏油路上走着读完《白蝴蝶，黑蝴蝶》的。书中的境界不是一个浮躁的人能有的，文字的贴切与想象的超脱也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写作者可以完成的。

　　阿舍住在银川算住在一个大地方，塞上江南，但说偏居一隅也行。它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隅，而是地理边缘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一隅。偏居这样的一隅，似乎更适合一个写作者灵魂的安放；安静、纯朴、美丽，适度的红尘喧嚣，适度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让她像鱼一样地吸允，像鹿一样地咀嚼和跳跃。她后来偏重于写小说，且出手不凡，获《民族文学》年度奖。我最欣赏的，就是她把每一个小说都当作艺术品去欣赏、去完成。

　　2012年秋天，阿舍应邀参加“中国·王朗-白马行金秋笔会”，我们在岷山深处又见面了。人到中年，她显得有些疲惫，但纯真与安静仍写在脸上。她是个完美主义者，为人细致温柔，接受不了任何的粗野与蛮狂。【阿舍注：人是多面的，我的最要好的同事经常埋怨我为人冷酷又生硬，改稿子太严，写出来的东西句句伤人，狠得让她看不下去，还一度将我晚上打给她的电话叫做“午夜凶铃”。】在夺补河畔的白马人家，我们三个“阿”姓（加上阿来）合了影。阿来站在中间，自如而淡定，分立左右的她和我则略显不适。记得她离开那天，我和羌人六在路边一个临时候车点送她，三个人坐在暖阳下谈了很多。回去她写了《与平武有关的两个人》。

　　阿舍读到我发表在《花城》上的中篇小说《飞地》，敏锐地发现这篇小说并未完成，建议我续写成一个小长篇。我听从了她的建议，于是就有今天23万字的长篇《飞地》。在写作上能给出这样的建议，除了对文本的敏锐，更需要率性与真诚，以及宽阔的心胸。正巧，阿舍有这样的好品质。

　　这便是一个住在远方、迄今只见过两面、偶尔说上几句的阿舍留给我的印象——时隐时现，美好而略显倦慵，呈现出某种片段性。

　　阿舍还不是什么大家，更不是大佬、大咖一类，她就是一个写作者，一个用心写作、用心生活、始终对写作充满敬畏、对世俗保持芥蒂的写作者。她不像丁玲，也不像张爱玲或者萧红，她骨子里更像陈染和迟子建。她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寻常淡泊，养花种草，开始享受日常生活的乐趣，但她并不是没有写作的野心的人；她的写作野心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深藏内心的执著与自信，做自己、写自己。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天赋，这种天赋表现在她对文字和构思的敏锐上，也表现在她个人审美的一贯性上。

　　（阿贝尔  2016年10月13日于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