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丁陇首赴敦煌临摹壁画，成为敦煌文物保护群体的先驱。图为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

　　在敦煌，最使人难忘的是人，最令人惊奇的是事。人和事，共同构成了茫茫戈壁上、滔滔党河畔的绝响。敦煌的魅力，便在于此。

　　这些年，敦煌文化渐成热潮。张大千、常书鸿自不必说，斯坦因、伯希和也逐渐有了公正的历史评价，连王道士、蒋师爷也成为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有一个身影，却一直被忽视、遗忘，甚至连敦煌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对于他的事迹，也难说清个一二三四。

　　他就是被称为“艺坛野人”、“敦煌名士”的李丁陇。 

　　研究美术史的人，对李丁陇这个名字不陌生，因为1949年之后，他承担了许多革命题材长卷的绘制工作，曾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与另一位主旋律画家董希文合称“北董南李”。

　　我曾问过美术学的研究生，他们对于李丁陇这个名字的记忆，就是一位“革命题材画家”，经常为劳动文化宫、人民大会堂绘制一些长卷，大多气势磅礴，令人震撼。

　　当然，上述种种，只是晚年的李丁陇，至于年轻时的李丁陇究竟是什么人，他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很少有人知晓。

　　我曾问过研究艺术史的学生，谈及敦煌与画家的关系，只知张大千、常书鸿，而不知李丁陇。对此，我不免心觉遗憾。在网络时代，我们记住的太少，而忘记的又太多。我们记住了长卷画家李丁陇，但却忘记了“敦煌名士”李丁陇。

　　常书鸿、张大千去敦煌，是在1942年，而早在抗战军兴的1938年，李丁陇就和同学一道，远赴敦煌，成为最早到敦煌进行文化研究与文物保护的画家。

　　从香港、上海到西安，李丁陇这一趟所付出的艰辛，自不必说。放弃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跑到敦煌来自讨苦吃，李丁陇的做法并不被当时人所理解。当时的敦煌，既非今日的旅游胜地，也不是国际知名的文化遗址，不过是由几位道士、和尚看管的破庙而已，而且河西走廊上土匪横行、风沙漫天。

　　祖先的召唤，是让中国人前行的最大动力。历尽千辛万苦的八个月，李丁陇在敦煌临摹壁画数百幅，甚至连剃须理发的时间都没有，被当地村民误认为是“野人”，李丁陇干脆以“野人”为字号。画家刘方知悉后，赶到莫高窟，看到李丁陇的相貌不禁大惊，但很快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对他说道：“兄非野人，乃名士也。”

　　“敦煌名士”的雅号不胫而走。李丁陇回到重庆之后，开始办敦煌画展。于右任、张大千观看完他的画展之后，相继去了敦煌，形成了中国文化界的“敦煌文物保护者群体”，让敦煌学的中心逐渐从国外回到了中国。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李丁陇的个体努力，竟然促成了一门学问的形成，这不得不说是敦煌之幸。但李丁陇并未成为“敦煌学家”，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最富盛名的长卷画家。对于自己对敦煌的学术贡献，他几乎不曾提及。

　　近年来，“钩沉历史”在文化界逐渐兴起，一些史学者通过对敦煌学档案的爬梳，重新发现并肯定了李丁陇的贡献。李丁陇已经作古多年，这些溢美之词，他早已看不到了，但“敦煌名士”的风骨，却从未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