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南岭走廊”上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多数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这条走廊上的文字似乎稍显逊色。但是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字和文献整理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人们逐步发现这条走廊深处其实有着如水族水书、女书、壮族坡芽歌书等文献资料。其中有些“文字”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还需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丰富了中国文字研究的视野。

等待诠释的神秘水书

　　以记载水族文化为核心的水书，有活着的象形文字之称。水族主要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等地，有40多万人。近年来，水书因其珍贵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2008年8月，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水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水书的起源、文字研究、文献价值等进行探讨，一致认为水书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在水族传统节日上，水书先生主持的仪式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

　　由于水书产生年代久远，水书典籍中也没有水书产生时间的记载，因此，关于水书的起源只能通过其他的材料来推测，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根据水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与夏商周时期的族群文化比较，认为水书与汉字的甲骨文产生年代相当，属同源共生，至少产生在夏商周时期。而语言文字学专家则把水语与唐朝时期记录语音的《唐韵》、《广韵》中的音位系统作比较，发现水书有完整的对应规律，推测水书形成于唐代。

　　水族祖先作为华夏族群成员之一，历史上曾生活在中原一带，后因战争等原因多次南迁，随着环境的改变，逐渐从华夏族群中分化出来，形成单一的民族，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水书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水族民间传说里记载，水书是一位叫陆铎公的水族先祖花了6年时间创造的。起初的水书文字很多，后因天帝派天将神兵烧了装水书的房子，人们在残破的典籍中只找到流传至今的这些字。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发现的水书文字出现在三都县的几块明代石刻墓碑上，其后又在荔波县发现了明代弘治年间水书的木刻本。

　　据说在古代，水族先民受统治阶级的迫害，陆铎公于是创制“水书”以反对和报复统治者，因此水书又称“鬼书”、“反书”。从结构来说，有的水书字虽是仿汉字，但基本上是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字型的写法。水书文字为何与汉字不一样，其写法与汉字相反，这些问题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在水族民间广泛使用的水书常用字有476个，加上异形字共有1800多个，这些文字以象形文字为主，因此，水书文字有象形文字的“活化石”之称。

　　水书主要用来记载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是水族的百科全书，其主要使用者是水书先生，水书先生对水书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功不可没。水书先生在水族民间叫鬼师，其职责是替百姓做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各种鬼神之间的沟通和联络工作，他们精通天文地理、通晓易卦、星象、五行之理，能推演凶吉、预测祸福、消灾避难。水族人遇婚丧嫁娶、建造房屋、春播秋收等大小之事都请水书先生打卦来择吉避凶，因此，水书先生在四邻八乡的村民中有很高的威望。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水书先生，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来看懂水书，并且精通天文地理、能掐会算。浩如烟海的水书典籍内容繁杂，涉及农事、人文、地理、宗教、娶亲嫁女、丧葬、出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水书先生其实就是水族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

　　水书的传授在家族内部进行，传男不传女，为防止内容外泄，在抄写过程中还故意增加一些只有自己才能辨认的符号，这样通过几代人的手抄传承后，水书的异体字越来越多，出现了同是水书先生却相互不认识彼此水书文字的现象，这样也就造成了能看懂水书的人寥寥无几的状况。

　　三都县水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潘殿噙告诉记者，现在能认识水书的人越来越少，老的水书先生相继去世，年轻人又不愿意学，全国40多万水族人中懂水书者仅有1000多人，其中三都县有500多人，因此，抢救日渐稀少的民间水书先生也和抢救水书一样刻不容缓。

　　目前三都县的500多位水书先生中大部分年龄都在60至80岁之间。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抢救、征集和翻译水书，还建立了水书先生的档案，鼓励他们多收徒弟，做好传承工作，学校开设了水书课程，希望水书这一古老的文化后继有人。

水族家庭里的祭台，上面写有水书文字

　　近年来，水族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从1980年开始，三都县委县政府就成立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小组，并把水书破译工作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研究的主攻方向，先后出版了《水书壬辰卷》、《汉水词典》等图书，还整理了《祭祖卷》、《秘籍卷》、《婚嫁卷》等20余卷水书译稿，并拍摄了《水族文化瑰宝——水书》等专题片，有力推进了水书文化的抢救保护工作，提高了水族文化的知名度。

　　随着国家民族文化普查工作的深入，水书越来越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保护，有关水书的喜讯接连不断：2002年3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5年12月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和巴蜀出版社共同出版了160卷《中国水书》；2007年5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就水族文化的抢救与保护问题，采访了三都水书文化抢救办公室的潘中西同志；中山大学和贵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在水族地区建立了水书研究基地；2008年，三都县颁布实施了《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保护条例》，三都和荔波等县从民间征集到几万册的水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建立了水书博物馆……

　　以往只在水书先生中传承的水书，今天得到重视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灿烂的文化宝库。

女书——世界上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

　　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及其附近妇女专门记录当地土话的一种表音文字，有700个左右的常用字符，与其他文字相比，女书具有妇女专用、传女不传男、字形奇特、土语唱读、人死书焚五大独特之处。

　　女书娟细秀丽，字形稀长呈菱形，类似汉字的“多”字。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款式与中国古代线装书相同，自上而下，从右向左。一般写在精制布面（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纸文”。

　　女书是目前所知道的文字中唯一一种只有女性使用的文字,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02年，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荣获湖南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称号。并以最具性别意识的文字，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在有关单位正在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11月，我们来到女书产生与流传的江永县，采访了八位女书传人中的何静华、何艳新、胡美月、义运娟四人，还采访了上江圩镇普美村女书园的女书学堂和女书展览馆。与中国广大山区一样，这里地处偏僻，群山怀抱。战国时期，江永曾是楚国的边陲，秦朝以后，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郡置县。唐宋以后，各地汉人陆续来到江永，汉文化在这里的影响逐渐扩大。闭塞的环境，阻碍了人们的交往，却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女书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在女书学堂学习女书的女孩

　　走进上江圩村，行走在村中青石板上，穿越于青砖瓦舍、雕梁画栋的天井式民居中，触摸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昔日的辉煌。这里地势平坦，村落星罗棋布，村中街巷井然，纵横交错，少则几十户，多则上百户形成一个村落。在男耕女织的年代，充沛的雨量与肥沃的土壤，给人们带来丰厚物产，使其可以自给自足，因而与外界联系甚少，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区,充裕的时间又给妇女们提供了聚在一起纺纱织布、唱读女书、相互交流的环境。

　　“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姐妹”、“四月八斗牛”等妇女节日，是女书文化传播的主要场合，每逢节庆，或遇红白喜事，江圩妇女就聚在一起，把堂前院落或村中祠堂当歌堂唱女歌，几个姐妹相邀演唱，相互欣赏，相互传授。特别是伙伴出嫁前，要通宵唱歌送嫁，届时，屋里张灯结彩，桌上堆满丰盛的糖果点心和土特产品，新娘的伙伴和女性亲邻到新嫁娘的歌堂里以歌送嫁。整个婚嫁活动包括进歌堂、坐歌堂、哭离乡歌、“接三朝”和“贺三朝”等内容。新娘出嫁后的第三天为“三朝”日，“三朝”之前女友们要事先写好一本自己特制的线装三朝书本，在前三篇（1—6页）写上女文，向新娘祝贺新婚之喜，回忆自己与新娘之间的情谊。在“三朝”这一天，女友们带上糕点、水果及三朝书，先到新娘的娘家“贺三朝”，再到新娘的婆家将新娘接回娘家。之后，女友们又陪伴新娘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共习女书，同做女红。

　　出嫁前新娘也要唱哭嫁歌，感激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希望弟妹孝敬长辈，努力读书和劳动，对平辈抒发友情，互勉互励。唱歌使用土话，歌词全是七字句式，这与女书必须用土话唱读，女书歌通篇七字句式全部对应。很多歌堂高手都是女书行家。

　　这里的妇女不论姓氏、辈分、年龄和婚姻，只要志趣相投就可结为姐妹。一旦结为姐妹，便终生友爱，不论远近都要常通书信。你来我往，相聚一堂，做女红，切磋女书，进行女书创作，使女书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他们用女书写信，有喜事互相庆贺，有忧患互相安慰。妇女间进行女书活动的隐蔽性，使得女书传播有一定的神秘性。

　　农历四月初八斗牛节当天，同村的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不久的本村姊妹回村聚会，未婚的姑娘凑鸡鸭鱼肉、油盐柴米，集体开餐。斗牛节是姊妹展示才华的日子，他们相互赠送写有女书的纸扇，织进女书文字的花带、头巾，绣有女书文字的手绢，一起唱读女书。这一天，会女书的当老师，不会女书的成了学生。父母对参加斗牛节的姑娘尽力支持，姑娘们为在斗牛节上展示自己的才华，往往要提前十天半月进行准备，女书能世代传承，斗牛节算得上是“突击培训班”。

斗牛节时女青年在一起野餐并习女书（江永县委宣传部供稿）

　　女书的传承既没有专职教师，也没有教授女书的学校，更没有传授女书的教材，是靠女书传人口头传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女子学习女书，一般在婚前的青少年时代。传授方式，一是家族传教，代代相承。即母教女、姐教妹、姑姑教侄女，一代传给一代。二是亲戚朋友，能者为师。女书流传地区还盛行结拜姊妹等习俗，这些习俗为女书的传承提供了方便。三是女子通过坐歌堂、过斗牛节、“接三朝”等活动，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女书的传承活动极其神秘。无论哪种传承方式，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江永女书记载的范围很广泛，涉及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工艺、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方面，不仅反映了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有的还笔锋犀利，针砭时弊。江永女书的作品几乎全是诗歌体，多为七言诗，少数五言诗，有特殊的韵调格律、修辞和比兴手法。

　　女书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人文性、唯一性、可持续性和濒危性，在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性别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坡芽歌书》第一部图载歌书  

　　《坡芽歌书》是2006年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发现的一种记录壮族情歌的图集。一幅图代表一首歌，共有81幅图。坡芽是一个壮族村子，位于富宁县剥隘镇境内，“坡”壮语意为“山坡”，“芽”是“黄花饭”之意。坡芽村得名于每年农历三月三当地村民山上举行山歌对唱时，有带上染色糯米饭做午餐的习俗。“坡芽”即“染饭花开的山坡”之意。　

　　2007年10月，记者和富宁县民委的同志驱车几小时前往坡芽。汽车行驶过蜿蜒山路，来到山林包围中的坡芽村。这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干栏式建筑依山而建，寨子中央有一凉棚搭建的古议事厅，上面挂满野猪头骨，厅里纳凉休息的人，或坐或躺，有老有少，显得悠然自得，犹如世外桃源，令人羡慕不已。坡芽村有50多户人，全是壮族，其中40多户姓农。过去人们以种稻狩猎为业，生活在深山密林中，与外界的联系很少，故保留有比较完整的壮族传统习俗，现在村里建有一座壮族民俗博物馆。

　　穿越村寨中央，我们跟随向导来到歌书传人农凤妹（39岁）、农丽英（37岁）家，他们与其他普通中国农民一样朴素，不善言辞，用微笑和我们打招呼。知道来意后，打开箱子拿出一块宽约1尺、长2尺多的土布，上面画有81幅图案。农凤妹说，每一幅图案代表一首山歌，布上共记载了81首壮族情歌，每个图案以歌中用以表情达意的物象描绘记录，见图即可诵读整首山歌。这歌书传自祖母。小时候学唱山歌，老人手把手地在地上教她画这些图案以帮助记忆，久而久之，这些图案便记住了。

歌书传人农凤妹和她的堂表媳妇农丽英

　　《坡芽歌书》是一部山歌体作品，用图案识别歌名，男女青年见图便能用壮语唱出相应独立成章的单体山歌，81首山歌，762行歌词联为一体，一气呵成。

　　《坡芽歌书》由自由恋爱的情歌、对童年订婚习俗的批判、对美满婚姻生活的誓言三部分构成。其中第１到32首歌是第一部曲，唱的是自由恋爱的情歌。如歌名为《衣角卷》的第31首情歌，图案为“衣服”，唱词为“想哥衣角卷……盼哥黑发少，盼你脖细小，想哥瘦身腰……”表达了一位女性对其钟情男性的思念之情。因为壮族年轻女子通常穿自己染织的土布黑衣，其下摆衣角棱角分明，斜翘如翅，并以此为美。此歌言衣角卷起，是为爱而日夜思念忧愁，无心整理衣角所致。

　　第33首到第67首组成第二部曲，是对封建童年订婚习俗的批判。如第32首歌《野芋》，野芋是生长在水滨湿地的水芋头。歌中用野芋茎秆无法从此岸伸长到彼岸来比喻两人虽相爱，但婚姻难成。“爱你难如意，野芋难跨溪，葛藤难跨树。做星辰夫妻，星出同闪烁，星移两分离。”男女双方在对歌中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恋，男性对女性表露了“妹仔任我挑，不挑九挑十，独独挑中你”。使得男女双方的感情跌宕激昂，第33首名为《双手扶紫梅》，图案为两只手掌和紫梅的形状，以女性的口吻试探性提出：“嘴说跟我好，手把紫梅抓，对你妻努嘴，空话欺妹傻！”男性并不急于回答而是在第34首歌名为《两棵紫梅》，图案是两棵紫梅的山歌中，猜测性地反问女方：“妹已有人订，白与妹交心。”最终，男女双方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相亲相爱，摆脱了封建童婚陋习的羁绊，获得自由幸福和美满的爱情。女方在第67首《马缰绳》中唱到：“星光今夜红，金银汁同炼，锡银汁共熔，缰绳两相绞，银钮相扣合，我俩就相要，谁能说什么！”

　　第三部曲由第68首到第82首一共15首山歌组成。或许，男女主人公双双骑马的出走，属于自由恋爱醒悟后摆脱童婚，男女双方自愿结合约定终身的性质。所以，他们都需要做出忠贞不渝的承诺。在第71首《果蔗》中唱到：“何时能称你爸为公爹？不迎娶也嫁，何时能称你妈为婆婆，别的无所争……哥若做我夫，河水泡饭也香甜，盐粒下饭也可口，甜如果蔗糖，果蔗甜如蜜，相随结夫妻。”

　　《坡芽歌书》成功塑造了两位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勤劳、勇敢、热情、桀骜不驯、敢于藐视封建礼教的性格，可以看见他们栩栩如生的可爱形象。《坡芽歌书》集赋、比、兴于一身，歌词精炼，朗朗上口，既有山歌风味，又有诗体的韵味，文学色彩强，具有浓郁的艺术感染力，既是壮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奇葩。

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坡芽歌书》

　　2006年2月，《坡芽歌书》被发现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2006年7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建明，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普卫华等专家专程到坡芽村进行实地考察。专家组反复论证，初步确定，这81个符号基本具备了文字性质：一是形固定；二是音固定，但这音不是一个字音，而是一首歌；三是义固定，且内涵丰富。专家组认为，这一发现，将填补壮族没有自源性古老文字的空白。2006年11月，中央民族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与富宁县签订了合作协议，决定将《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列入国家“985”工程少数民族古字字本、少数民族古籍系列丛书之中。

　　2008年秋，《中国富宁壮族坡芽歌书》出版，在北京举行推介及其文化价值研讨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文化传播中心、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对富宁坡芽歌书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等畅所欲言，认为坡芽歌书是壮族文化研究的新亮点，坡芽歌书的发现使文字学界对文字的产生及其性质有了新的思考，并建议高校对坡芽歌书进行立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