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 山变》剧照。 剧组供图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中国农村改革探索为主线，以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战略决策指引下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为主线，全新展示贵州六盘水新时代形象的纪录电影《三变 山变》于2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并于2月26日在全国上映。

　　该片由彭兰玉策划、拍摄，贵州磅礴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艺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以改革开放40年为大背景，用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法，真实再现了贵州六盘水市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故事。

　　余留芬：带领岩博村甩掉“穷帽子”

　　1989年，20岁的余留芬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鸡场坪乡嫁到淤泥乡岩博村。当时，岩博村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人均收入不足800元。贫困、闭塞是岩博村甩不掉的标签。

　　余留芬是个敢想敢做、头脑灵活的女人。为了摆脱贫困，她在附近煤矿开过小饭馆，买了照相机走村串寨给人拍照，还开过小超市。在她的用心经营下，她家成了岩博村率先富起来的人家。

　　2001年，余留芬被推选为岩博村党支部书记。从带领一家人致富到带领全村人致富，余留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上任的第二天，余留芬决定修一条通村公路。她挨家挨户地动员，劝说村民们投工投劳；资金不够，她自掏腰包。历经3个多月苦干，一条宽4.5米、长3公里的进村路通了。

　　路通了，致富的产业在哪里？余留芬看准了村里被承包出去的林场。这个林场由于经营不善，承包人急于出手，但转让费高达23万元，这对余留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余留芬把自己4万元的积蓄拿出来，又四处借款，缺口的资金用高息贷款，终于把林场赎回来了。赎回林场后，村支两委通过间伐林木、精心经营，一年就将借款全部还清并盈利8万元。

　　有了第一桶金，余留芬用林场抵押贷款，发动村民入股，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的全新发展模式，先后办起了林下养殖场、煤矸石砖厂、农家山庄、小锅酒厂、火腿加工厂等，让村集体资产和村积累资金实现滚雪球式发展，群众收入也不断增加。

　　如今，岩博村成立了岩博酒业有限公司，村里生产的“人民小酒”成了网红产品，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2018年，岩博村集体资产达9200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700万元，给村民分红1080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2600元。

　　聂德友：放弃4亿元海外煤矿返乡创业

　　1963年出生的聂德友，常常自嘲是“没文化的人”。小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多，他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迫辍学了。在矿山摸爬滚打20年后，他承包了一个煤矿，正好赶上煤炭行情持续走高，5年间赚了数亿元。

　　2005年，聂德友急流勇退，将效益良好的煤矿出售，携巨资到海外考察投资。3年后，他和别人合伙，投资4.7亿元在菲律宾买了3个大型煤矿。然而，海外经营让他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两年后，他果断放弃煤矿经营，回国另谋出路。

　　聂德友回到了老家——贵州六盘水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这是一个贫瘠、落后的小山村，当地村民以土豆、玉米种植为生，唯一可以考虑的资源是漫山遍野生长的野生刺梨。

　　聂德友想起在日本、泰国考察时听说过，刺梨是维C之王，可以食药两用，海外市场需求很大。如果刺梨的产量增加，那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一项产业？

　　2013年，聂德友返乡成立了刺梨种植合作社，自掏腰包80万元，购买了适合贾西村种植的刺梨苗木，分发给农户种植。他承诺，刺梨挂果后，他会以1.5元至2元的保底价收购。

　　然而，村里人并不理解聂德友的想法，他们认为，聂德友一定是脑子进水了，野生的刺梨都没人收，种在地里的刺梨还有人要吗？第二年春天，聂德友发现，村民们犁掉了种下的3000亩刺梨，重新种上了土豆和玉米。

　　聂德友被气得在沙发上睡了一星期。他反思自己的钱为什么打了水漂，如果和农民只是雇佣关系，很难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必须要和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

　　经过学习其他地方的“三变”经验，聂德友转变了经营思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合作社每年给农民提供保底分红，合作社盈利后，农民还可以享受10%的利润分红。

　　如今，聂德友的合作社已经从贾西村扩大到了相邻的7个村，共有3498户、9446人参与，其中贫困户423户、854人。截至目前，除20多户因病、因残建档立卡贫困户需要政策兜底以外，其他贫困户全部脱贫。

　　《三变 山变》：记录“三变”脱贫奇迹

　　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拉开序幕，自此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40年过去了，农村发展现状出现了新的问题。尤其是以户为单位的生产，难以适应农村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的发展需要，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难以享受到金融、流通、科技等社会化大服务。

　　2014年起，贵州六盘水市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大胆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通过集体资源调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的“双轮驱动”，有效活化了要素资源，实现“产业连体”“股权连心”，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2017起，“三变”理念连续3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在贵州掀起的这一农村改革探索，也引起了艺术创作者的关注。2016年10月下旬，制片人彭兰玉慕名到贵州六盘水采风。他原本是去了解当地长角苗的独特习俗，却被精准脱贫的“三变”模式深深吸引了。以一个制片人的敏感，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

　　彭兰玉在六盘水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采风，了解了余留芬、聂德友、陶正学、胡君、潘荣贵等致富带头人的事迹，更加坚定了他拍摄这一主题的决心：“不仅要拍一部电影，而且要拍一部纪录电影。”

　　当时，也有人向彭兰玉建议，请知名编剧来创作剧本，由明星来担纲主演，做一部大投入的剧情片。然而，彭兰玉认为，虽然纪录电影票房并不看好，但其记录价值是剧情片无法比拟的。

　　纪录电影《三变 山变》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真实展现了“三变”改革典型人物的亲历故事，生动呈现了贵州六盘水通过“三变”实现“山变”的巨大变化，系统总结了“三变”发展模式、创新意义、实践经验，以期在全国各地推广和借鉴。

　　“这部纪录电影将叙事与评论融为一体，它不是情节跌宕起伏的剧情片，也不是普通的专题片、政论片，它是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希望未来的影视研究学者可以将其重新分类和定义。”《三变 山变》总撰稿何庆良说。

　　在首映礼现场，作为《三变 山变》的特别支持单位，移动电影院在现场启动了“公益观影活动”，为影片主创及片中推动“三变”改革的6家企业全体员工提供了公益观影票。移动电影院副总经理张茜表示，移动电影院不仅为配合《三变 山变》专门开通了全国点映场，未来还将用“分区发行”“分众发行”的方式，在不同地区放映不同民族语言的版本，满足当下不同受众的观影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